檢察官操弄法條

(08-27-2011 一智)

周占春法官

1989，司法獨立的第一線曙光：高新武檢察官抗命辦案，這20年來，台灣司法最大的改革成就，便是『司法獨立』獲得相當的進展，也就是脫離政治可以控制司法的情形。

這幾天腦海中，浮起周占春法官。

周占春法官因為在聲押庭中釋放陳水扁，同時在承審二次金改弊案中，以總統的法定職務權限並不包括金改，判扁無罪，引發全國關注，日前特偵組起訴前總統李登輝被控國安密帳貪瀆案，也是由周占春擔任一審的審判長。

前陣子他遭北檢起訴洩漏毒品案證人身分案，一審獲判無罪，經檢方上訴，高等法院7月19日宣判，合議庭認定，檢察官並未依證人保護法，將毒品案證人列為保護對象，因此證人身分即非應保守的秘密，判決周占春與書記官劉麗英無罪！

7月20日，《蘋果日報》報導周占春法官被判無罪的新聞，通篇的夾議敘述都只為了政治追殺！透過標題「恐龍判決、法官可洩檢舉人身分」斗大的扭曲，對周占春法官進行人格謀殺。翻開四大報：《聯合》《中國》《蘋果》以及《自由》，就只有《蘋果日報》以顯赫標題「「恐龍判決」法官可洩檢舉人身分」直接判定，試圖把民眾對「恐龍法官」的前置印象，植入周案裏頭，利用巧弄文筆，誤導民眾對無罪定讞的周案，產生再度困惑與質疑。《蘋果日報》的報導，還挾帶被洩漏身分的檢舉人的怨言。問題是若本來責任就不在周占春法官身上，本案檢察官會不會是「恐龍檢察官」？連起訴對象都搞錯了，還自以為理直氣壯！《蘋果日報》不報導本案檢察官的問題，也不想討論周占春法官承審的檢舉人身分被洩密的法律適用問題，獨獨針對周占春法官的無罪，進行人格謀殺，所為何來？

國共同台唱雙簧

作品源自zinkou

(08-27-2011陳榮傑)

 蔡英文在其十年政綱中認為「九二共識」根本不存在，所以沒有承認或不承認的問題。
此議一出，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常會疾呼，「兩岸關係恐又回到綠營執政時代的情況」。中國隨由「國台辦」發言人表示，「大陸方面不能接受」，「將導致兩岸協商無法進行，兩岸關係也會再度動盪不安」。兩者措辭雖有不同，但恫嚇台灣人民之本質無異。個人對本案曾經與聞，社會既有爭議，就應挺身見證。
 遍查當時協商文件，並無「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無「一中各表」，更無「九二共識」的文字。這種共產黨口號式的表述方式，根本無法正確反映當時協商背景與過程的真相。這是亂源的開始。協商文書查證之始，中國認為這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必須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進行。我方認為文書查證屬事務性問題，不應夾帶政治議題，更何況「一個中國」是兩岸的核心爭議。
 為了文書查證問題，兩岸前後曾有三次會談。中國將其分別定位為「程序性商談」，「工作性會談」與「處長級會談」。前兩次僅做初始的概念交流，並無具體討論，最後的香港會談是「處長級會談」。按照常理，「一個中國」這樣的核心政治議題，怎麼可能於雙方開始接觸的初始階段，在上述所謂程序性、工作性、處長級的會談中草草拍板定案？如果使用比較嚴謹的陳述方式，香港會談係為討論如何務實「處理」兩岸文書查證所衍生所謂中國內部事務的「技術」問題，而不是「談判」一個中國問題。
 其實，當時雙方稱的「一個中國」，外觀上好像同為一個實體。其實，兩個同名不同姓，一個是中華民國，一個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此，雙方以「口頭聲明的方式各自表述」，創造模糊空間，務實解決事務性問題。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不失為一項權宜性措施。
 1992年11月16日「海協會」致「海基會」函中明確表達：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其後，中國卻緊緊扣住「一個中國」的帽子不放，步步為營，擴大解釋，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台灣為中國的一省，無限上綱。這已背離當時之原意。馬英九身為總統，發言不得不慎，更不應事事與共產黨同台演出雙簧，共跳探戈！（作者為法律學者，1992年會談時出任臺灣「海基會」秘書長）

「聲動樂團」出國行前音樂會

(08-26-2011韻雅)

晚上在板橋演藝廳舉辦出國前的公演。

今天團員穿著正式出國演出的服裝，演出國際交流的曲目，這是新團員一次嚴謹的驗收。大家提早到場地排練，燈光音響也提早完成架設，能這樣穩穩地彩排試音真好，不必像以往總是匆忙地趕場。

兩首新曲子令團員戰戰兢兢，用餐時間鼓手還在練習，其中一首是三首台灣的組曲串聯--思想起、丟丟銅仔、搖嬰仔歌，是我提出的構想並擔任主要架構編曲。選曲過程頗多挑戰，除了呈現歷史的意義，又要能貼切於我真實的感動，這是我的原則，一個歌者一定要自己先對歌曲感動，才能唱出動人的聲音。上網找歌、閱讀歌曲背景，間接就是閱讀台灣的歷史，每次都像挖寶一樣驚喜，這小小的島嶼蘊藏了如此豐富的情感故事！不論是在外來政權或是殖民階段，台灣島上的族群兼容在主動或被動中牽連成一頁頁的詩篇、一曲曲的悲歌，在那樣政治敏感的時代困境中生存，也造就了台灣人樂天(接受)的幽默個性，反映在許多歌詞中。

唱出跨越數個世代的台灣精神 —— 禮讚《聲動樂團》的演出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不到七點已經排滿了人

(08-26-2011一心)

晚上，去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欣賞《聲動樂團》的演出。這場演出，是聲動為北美巡迴暖身的行前公演，今年的出國巡演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美國唱片公司Motema將代理《聲動》音樂的國際發行，此行，有專輯發表的目的，而對聲動來說，這是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它的意義不在於市場的擴大或銷售量的提升，而在於國際上對於聲動音樂成熟度的肯定，以及聲動所呈現之台灣特質的好奇，究竟，是什麼樣的土壤、氣候、時空背景，揉合出了這樣的聲音？

看過無數次《聲動》的演出，但卻是第一次，在一場演出中，聽到那麼多首為國外聽眾選擇的曲目，彷彿是託了國外聽眾的福，今晚在台北的我們，才有機會一飽耳福，將台灣各種姿態的美，一覽無遺。

聲動樂團--mia

而串連著整場演出的核心人物，是基隆碼頭工人和養樂多媽媽的女兒，Mia，她以勞動階級所代表的質樸又堅忍的生命力，還有那在菜市場、路邊攤、街頭巷尾穿梭著、具有異常生存韌性的靈巧聰慧，以及那一股在戒嚴的制服、短髮、課本中隱隱作痛，卻從未忘記對真理、自由與愛渴求，唱出跨越數個世代的台灣精神。

Mia的身體，是百變的聲音容器，她一下幻化成輕快的宇宙飛行，一下，又變成童稚的、旋呀旋著的海風與跳浪，此刻，她是悠悠蒼老、寸段纏綿的絲路，下一刻，她是氣度恢宏、充滿勇氣與福氣的象神，在婚禮中，她引著我們走入難以界定的泛亞神秘異境，在朝代更迭所帶來的動盪不安中，她以權力追逐而步入自我毀滅的結局，震懾了全場觀眾。

過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總是Mia以自創語言所傳達的情感與想像空間之無限，今晚，更被幾首有歌詞的曲目，深深打動。

「思啊～想啊～起～祖先鹹心過台灣 不知台灣生做啥款？」在這首世界首演的台灣組曲裡，我們一起穿越時光隧道，傾聽由唐山橫渡海峽、又輾轉到達南台灣的拓荒者的心聲，在「伊嘟」、「唉喲喂」的感嘆中，聽見陳達老先生，懷想今昔、婉婉訴說著「石頭嚇大粒 樹啊嚇大枝　一腳開墾來站起 小粒的 用指頭搬摳 血流復共血滴」的艱苦辛酸。

台灣民謠思想起...

這批移民在台灣落腳、生根了，下一階段，都市興起，火車加速推轉時代的巨輪。一首由宜蘭調演變的「丟丟銅仔」，讓我們聽到火車經過山洞，水滴滴答答落下的聲音，速度感中，夾雜著一種期待更美好時代來臨的喜悅，與初次造訪台北城的人，頓時失去方向感的新奇、陌生與惶恐。

溯回二戰末時期，一群台灣青年組織「厚生演劇研究會」，排演舞台劇「閹雞」，負責音樂的呂泉生，將「丟丟銅仔」和「六月田水」等曲子搬上舞台演出，令觀眾隨著旋律手舞足蹈起來，日本警察認為這幾首台灣民謠的民族意味太濃厚，第二天就下令禁唱，當時劇團的代表王井泉對這些歌曲淪為被禁唱的命運，曾說了這樣的一句話：「不許唱就不唱，有什麼大不了！總有一天，我們必定會開懷恣意的唱！」今晚，就聽到《聲動》開懷恣意地唱了。

組曲的第三段，則是呂泉生在1945年、盟軍對台灣轟炸行動愈加猛烈的一個夜晚，思念遠在神岡老家的妻兒而譜成的「搖嬰仔歌」，黯淡的防空燈下，此曲剛出爐，即被一位日籍同事瞧見，他才在琴鍵上敲出旋律，眼淚立即奪眶而出，原來，這位日籍同事才在六個月內連續遭喪妻和失去四個月大的兒子之痛。在岳父蕭安居先生作詞之後，呂泉生想起幼時常聽家鄉婦女們邊抱著嬰孩邊唸著：「嬰仔嬰嬰睏，一暝大一寸；嬰仔嬰嬰惜，一暝大一尺」，於是他把這段詞加在最前面。

《聲動》的台灣組曲，帶我們歷經了平埔族與漢人融合、台灣在日本統治下步入近代化、以及台灣人亟欲脫離日本殖民的不同時代與心境。

國共內戰後，隨著戰敗國民黨軍隊而大舉移民來台的外省族群，帶給了台灣社會容蓄度又一次更高的挑戰，歷經了戒嚴時期思想箝制，和解嚴後百花齊放的台灣，依舊在身分認同和國族定位上，呈現時空交錯、語言文化紛呈的錯亂，這種錯亂，似乎在《聲動》九年來的創作歷程中，逐漸摸索出一種新的可能性。

此一新可能性的產生，需要幾個元素的並存：一、面對周遭環境、完全吸納的謙虛與好奇，二、沒有包袱、打破框框的創意發想，三、從「異國文化」的角度，對台灣文化素材的重新審視與欣賞。

《聲動》，具備了以上三種特質，再加上一種台灣人過去不習慣、此刻卻逐漸累積的文化自信心的撐托，漸漸開展出一種既兼容又原創的獨特聲音，這是台灣的新文化自信的聲音，就像年僅21歲的高爾夫奇葩曾雅妮在國際球賽中、或英文媒體前，展現的從容不迫、落落大方，她能夠面帶著微笑、在最困難的關頭，推出低於標準杆的好成績，正因為，她已經有能力跳出小我情緒的格局，專注當下的身姿與呼吸，完成巨大能量的推送。

在一場又一場的演出中，Mia以她對於文字的敏感度、精準度，以靈活通透又安穩包容的存在，完成了一次次幫助台灣觀眾彼此傾聽、欣賞、甚至溝通的使命。

是啊，在船夫與水岸的廣西民歌裡，我們與彼此亙古不變的心相遇，在蘇軾定風坡的詞和南管調性的曲式中，我們憶起生命的瀟灑，如一場驟雨後，也無風雨也無晴地，晏然歸去生命之來處。

我們來自何方，又將去向何處，對於台灣的未來，島上每一個人，都應該發聲、也有需要發聲。這一晚，在聲動的邀請中，在場七百多位台灣的兒女，唱出了生命的熱情與嚮往，源自，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多時、再也切割不了的愛。

見獵心喜的中共戰機

 (08-25-2011一三)

圖即是SU-27

6月29日，中國蘇愷 27戰機（附圖即是SU-27）因監控美軍U2（另有一說是RC-135或E-P3）偵察機，曾飛越海峽中線、短暫進入我國領空，但《蘋果》調查發現，國防部可能未全盤托出事實。當時中國共有4批次、8架戰機近逼中線，其中2架更先進的蘇愷30戰機（SU-30）往台灣、日本重疊的防空識別區前進，至釣魚台後，南下直闖花東外海150公里處，經台、日戰機攔截才原路折回，時間長達43分鐘。對此，「國防部」公布機密等級的台海航跡圖，駁斥當天並無共軍蘇愷30戰機東侵一事…

姑且不論何者為真，台灣海峽或台東外海上空經常會出現不明飛機，無論對方是誰，無論對方的意圖為何，我方空軍都會緊急升空攔截…

1999年，1架不明機由台灣東南方向北飛，闖入了我國的防空識別區。當時，作戰司令部馬上針對這架不明機作出反應，指派當時正在空域訓練的3架F-16執行攔截任務。後來飛行員識別出這架不明來機是美國海軍的F-18，而F-18也發現了我方3架F-16。就在戰管的管制人員還沒反應過來，兩軍就已經進入了近戰纏鬥操作，且雙方一直纏鬥到了最低的訓練安全高度5000呎，F-18才左右搖擺機翼，展現和平姿態後脫離。

當然，跟美軍可以單純地切磋戰技，但如果對方是「共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990年7月20日，為了解對岸共軍部署及動態，空軍派遣2架RF-104G，對浙江沿海機場進行空中偵照，並另派4架F-104G戰機掛載響尾蛇飛彈擔任空中掩護。正在執行任務時，共軍4架殲八戰機升空，雙方以不到3海浬的近距離遭遇，戰火一觸即發。殲8追了一陣子，無奈受限速度，距離愈來愈遠，也就放棄了。日後空軍仍會零星前往大陸東南沿海偵照，但再也沒像這次如此逼近開火邊緣。

孩子代表良心

(08-24-2011 一三)

觀賞《買票懺悔錄》作者詹碧霞談國民黨政治運作的專訪。

http://vcenter.iis.sinica.edu.tw/watch.php?val=aWQ9T19KQU5RPT0

詹碧霞12年前出版《買票懺悔錄》，任職國民黨基層黨工24年的詹碧霞，形容自己就像一條狗，整天蹲在門口，捍衛選舉投開票櫃，並直接地做票、買票、與黑道掛鉤。她指出，國民黨要到1977年「中壢事件」發生之後，才肯規規矩矩的選舉，但買票仍屬「規矩」之列。在此之前，國民黨為求勝選，做票風氣盛行已久。

她透露，國民黨不講「買票」，只問「洗了沒」？「洗」的手法，其實很簡單，由村里長統一規劃，地方大老交代後，再由村里長透過鄰長轉下去，這樣就可以洗得「天衣無縫，滴水不漏。」

難怪2008年總統選舉剛結束，「完全執政」的國民黨，就急著在立法院提出「錢坑法案」，立法院程序委員會上，國民黨立委楊瓊纓、朱鳳芝和丁守中等人提出修正案，希望在事務補助費之外，再增加村里長的健康檢查費、保險費、春節慰問金及出國考察費等預算，而這個法案要多支出50幾億人民血汗錢。

詹碧霞在1975年12月立委選舉時實際參與了「做票」，當時國民黨為封鎖黨外人士郭雨新，將選票撥給青年黨候選人張淑真，同時，詹碧霞為國民黨提名候選人鄭水枝固票。

學學宜蘭人說法

 (08-21-2011陳其南)

馬英九總統在屏東瑪家和泰武兩地，先後以「普羅旺斯」和「桃花源」誇耀災後重建政績，引來渡假和造假的批評。這樣的比喻，透露了說話者潛意識中的「理想國」，是在外國或是中國歷史想像的桃花源，而不是現實上在台灣的家園，的確令人感到不妥與不安。

此事可見馬總統的團隊對於台灣這塊土地和原住民社會，確實相當疏離和異化。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大武山（泰武之稱的來源）青山綠水，原住民使用在地石板建材築成的屋宇，深山幽谷中的部落村社與繚繞的歌聲，令人神往的傳說與信仰，那一點比不上普羅旺斯、桃花源？然而，六十年來不就是國民黨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使得原在桃花源裡的山民社會逐漸崩解？今天在號稱建國百年的新桃花源中繼續蹉跎，原住民的族群命運究竟何時才能有效地連結過去與此時此刻？

鏡頭中瑪家與泰武頭目身上已看不到過去的自信與尊嚴，令人想起馬總統要把他們當作「人」看待的悲哀。在從前，舊泰武社大頭目家的兒子，曾經娶了鄰近的舊佳平社大頭目家的女兒，兩人分別繼承了雙方的屬民和領土，還個別兼領了其他近三十個從屬大頭目所領導的部落，儼然是雄霸一方的封建領主。但其勢力還比不上北方更大的舊瑪家社大頭目。這些頭目，在十七世紀就與荷蘭人有來往，1644年南台灣地方會議的紀錄說，佳平社頭目是除了卑南王和恆春瑯嶠「君主」之外，會議中最顯要的人。日本時代調查原住民習慣法的小島由道，對於這種跨領域的藩屬組織印象深刻，認為是一種聯邦國家體制的影子，就像當時德意志帝國的縮影。這樣的歷史與政治傳統比起南太平洋許多小國，都還要有規模和制度，也更有獨立建國的基礎。

典型在宿昔——緬懷高一生

(08-20-2011一逸)

看完「高山船長──高一生」的故事，才知道50年代原住民遭到清鄉的活生生案件，才知道原住民菁英在白色恐怖年代也難逃一命，此刻能夠與一個有情有義的原住民前輩，透過文字紀錄，有了生命的交會與學習，內心有著好深的感恩與深思….

出生於1908年特富野部落，後改名為矢多一生，是鄒族第一個從師範畢業的。就學期間，認識了俄國語言學者聶夫斯基，並協助他完成北鄒族語言與民間文學田野調查過程中，打開了影響他這一生重要的思想和視野，其中，聶夫斯基所傳承的「人類是一個整體」（亦即「全世界各民族皆為同等」）的理念，深深影響了高一生的世界觀。曾閱讀尼采、馬克斯與恩格斯等的學術著作，飽受社會主義思潮的洗禮，這些理念伴隨著對部落現代化的期許，形成他在部落推行種種政策的方向。而由田制佐重的著作中，更觸發了他對「理想農村建設」的憧憬，期許可以將阿里山原來的土地，回復到神造的肥沃土地。

「畢業後擔任巡佐和教員的工作，鼓勵族人要接受教育，帶領族人從事農業生產，改變傳統方式，教導著全村的老人、青年和小孩。」1945年改漢名為高一生，1946年被國民政府派任為第一任吳鳳鄉鄉長，國民政府戰後施行「山地同化政策」便明確顯示要將山地「平民化」的目標，此舉顯然與他想保留原住民部落主體性的理念背道而馳。

1947年二二八事件，高一生與族人因應當地仕紳的需求，決議讓部分鄒族人士組成隊伍，下山維護地方治安，也曾經對漢人做出人道救援工作。這些事，讓他已經成為國民政府要整肅的對象。加上與幾位理念契合的泰雅族林瑞昌..等共同思考原住民自治的可能，廣邀各族頭目討論建立「高砂族自治縣」的改革措施，只是邀請函被警總劫走了。

高一生鼓勵族人前往新美、茶山開墾，1950年想在新美地區成立集體農場，向土地銀行貸款50萬元，由林瑞昌擔保，作為改善農業技術之用。這期間，常常作曲歌頌台灣美麗的山水，用歌曲鼓勵著族人努力勤奮工作，在音樂中滿懷對土地及族群的熱愛，孩子高英傑回憶著：「小時候，父親總是用音樂和說故事叫我們起床，他很喜歡音樂演奏音樂，常常和母親一起合唱….」

冤判的官僚化背景

 (08-20-2011一智)

  民間司改會尤伯祥律師

讀了陳韋臻訪問尤伯祥律師的文章《813前夕，我的國家又殺了人！》，對司法問題有了深一層的瞭解～

台灣三大冤案（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邱和順案）的律師團成員尤伯祥律師，討論到「廢死」的理由，第一個就是臺灣的司法體制，常常違悖「無罪推定原則」，「這三個案子有一個共通特性：都是刑求下的自白定罪，沒有其他證據。」第二個考量是：「文明社會都接受一個定律：除了正當防衛，任何人都沒有殺人的權力。…如果我們自己沒有殺人的權力，我們便無權讓渡殺人權力給國家。」

關於法官對工作的認知，與大眾期待之落差，尤伯祥說，主因是司法體制中的考核與升遷。考核方面，評量法官的指標，係依照「結案率」與「維持率」：前者是司法院有規定期限內結案，法官需趕在規定期限前寫出判決書；後者是在乎判決書會否被上級法官支持而未遭駁回，就此形成「唯上級審見解是從」的實務風貌。社會大眾期待法官展現正義，但法官卻只在乎「時間到了要把判決書寫出來」，和「揣摩上意俾不違背上級法官」，當事人能否理解裁判書的內容（這關係到裁判書究竟是為誰而書寫），乃至法院是否已守護了憲法、人權與正義（這是憲法課予司法的任務），都無法由這兩項指標獲得評量。

升遷圖是司法獨立的天敵

(08-19-2011一三)

這兩天，拜讀了成大副教授王金壽發表的《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等相關文章，王教授的文章淺白易懂，對一位不是相關科系的外行人而言，也能對當前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所遭遇的困境略知一二。

然而，在準備為當今司法改革投注一份心力之前，必須先瞭解台灣司法的環境與歷史，瞭解當初為何有許多司法官急於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茲分享整理心得如後：

現今司法迫害多承襲過去戒嚴時代，國民黨對司法院和法務部等司法體系的控制。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它只對皇帝式的老闆負責，司法毫無獨立性可言。

司法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中有幾項重要功能：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功能，透過戒嚴令來合法它的戒嚴體制；第二，利用司法來打壓反對人士。例如：當年美麗島大審的軍事檢察官林輝煌，他在法庭上將高雄事件定調為「以暴引鎮，鎮而益暴」，又編造被告們訂有「長短程奪權計劃」。一則單純的言論自由與公共秩序爭議，卻用「非法顛覆政府且著手實行」的重罪加以起訴，扼殺民主運動火苗。

除此之外，為了讓地方派系接受命令，國民黨必須有一套暴力或處罰機制，當地方派系或政治人物要反叛時，給與必要打擊和處罰，而司法是國民黨可以動員、做為暴力機制的一個重要工具。反之，司法對國民黨的另一個用處，就是保護這些地方派系，讓他們免受司法單位的調查起訴，當發生貪污、超貸或買票等不法情事時，藉由司法保護傘收買地方派系，從此，「黑金政治」也就和國民黨劃上了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