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在宿昔——緬懷高一生

(08-20-2011一逸)

看完「高山船長──高一生」的故事，才知道50年代原住民遭到清鄉的活生生案件，才知道原住民菁英在白色恐怖年代也難逃一命，此刻能夠與一個有情有義的原住民前輩，透過文字紀錄，有了生命的交會與學習，內心有著好深的感恩與深思….

出生於1908年特富野部落，後改名為矢多一生，是鄒族第一個從師範畢業的。就學期間，認識了俄國語言學者聶夫斯基，並協助他完成北鄒族語言與民間文學田野調查過程中，打開了影響他這一生重要的思想和視野，其中，聶夫斯基所傳承的「人類是一個整體」（亦即「全世界各民族皆為同等」）的理念，深深影響了高一生的世界觀。曾閱讀尼采、馬克斯與恩格斯等的學術著作，飽受社會主義思潮的洗禮，這些理念伴隨著對部落現代化的期許，形成他在部落推行種種政策的方向。而由田制佐重的著作中，更觸發了他對「理想農村建設」的憧憬，期許可以將阿里山原來的土地，回復到神造的肥沃土地。

「畢業後擔任巡佐和教員的工作，鼓勵族人要接受教育，帶領族人從事農業生產，改變傳統方式，教導著全村的老人、青年和小孩。」1945年改漢名為高一生，1946年被國民政府派任為第一任吳鳳鄉鄉長，國民政府戰後施行「山地同化政策」便明確顯示要將山地「平民化」的目標，此舉顯然與他想保留原住民部落主體性的理念背道而馳。

1947年二二八事件，高一生與族人因應當地仕紳的需求，決議讓部分鄒族人士組成隊伍，下山維護地方治安，也曾經對漢人做出人道救援工作。這些事，讓他已經成為國民政府要整肅的對象。加上與幾位理念契合的泰雅族林瑞昌..等共同思考原住民自治的可能，廣邀各族頭目討論建立「高砂族自治縣」的改革措施，只是邀請函被警總劫走了。

高一生鼓勵族人前往新美、茶山開墾，1950年想在新美地區成立集體農場，向土地銀行貸款50萬元，由林瑞昌擔保，作為改善農業技術之用。這期間，常常作曲歌頌台灣美麗的山水，用歌曲鼓勵著族人努力勤奮工作，在音樂中滿懷對土地及族群的熱愛，孩子高英傑回憶著：「小時候，父親總是用音樂和說故事叫我們起床，他很喜歡音樂演奏音樂，常常和母親一起合唱….」

冤判的官僚化背景

 (08-20-2011一智)

  民間司改會尤伯祥律師

讀了陳韋臻訪問尤伯祥律師的文章《813前夕，我的國家又殺了人！》，對司法問題有了深一層的瞭解～

台灣三大冤案（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邱和順案）的律師團成員尤伯祥律師，討論到「廢死」的理由，第一個就是臺灣的司法體制，常常違悖「無罪推定原則」，「這三個案子有一個共通特性：都是刑求下的自白定罪，沒有其他證據。」第二個考量是：「文明社會都接受一個定律：除了正當防衛，任何人都沒有殺人的權力。…如果我們自己沒有殺人的權力，我們便無權讓渡殺人權力給國家。」

關於法官對工作的認知，與大眾期待之落差，尤伯祥說，主因是司法體制中的考核與升遷。考核方面，評量法官的指標，係依照「結案率」與「維持率」：前者是司法院有規定期限內結案，法官需趕在規定期限前寫出判決書；後者是在乎判決書會否被上級法官支持而未遭駁回，就此形成「唯上級審見解是從」的實務風貌。社會大眾期待法官展現正義，但法官卻只在乎「時間到了要把判決書寫出來」，和「揣摩上意俾不違背上級法官」，當事人能否理解裁判書的內容（這關係到裁判書究竟是為誰而書寫），乃至法院是否已守護了憲法、人權與正義（這是憲法課予司法的任務），都無法由這兩項指標獲得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