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接近台灣上空,正在準備降落,耳中嗡嗡作響,從斯德哥爾摩家裡出門,和孩子們道別後,一路咳回台灣,已是18個小時前的事了。
回台灣這一段航程總是堅持坐靠窗的位子,因為這已成了我回家的儀式,俯瞰地面上的家,企圖找到我的林口台地。
這次,又是一片灰濛濛。在北歐,很多人問我,你在這裡居住了近二十年了,為什麼對台灣的政治還是這麼狂熱?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他們無法理解複雜的台灣政治環境。
我只好說:「我知道如果我阿爸還活著,他一定會這麼做,現在他不在了,我一定要替他做。」這其實是個滿接近事實的回答。我從一入小學,就以我是台灣人為恥,入學不到半年,就把國語說得像外省人一樣字正腔圓,讓大家誤以為我是外省人,我從未因為講方言被罰過半毛錢,因為我是個稱職的假外省人!
五年級時,蔣介石「駕崩」(這不是封建君王死亡的用語?)我在高速公路旁跪到雙膝腫起,哭到兩眼紅腫,回到家時,阿爸看到我那副如喪考妣的樣子非常火大,罵道:「死一個臭頭仔,是在哭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