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高山船長──高一生」的故事，才知道50年代原住民遭到清鄉的活生生案件，才知道原住民菁英在白色恐怖年代也難逃一命，此刻能夠與一個有情有義的原住民前輩，透過文字紀錄，有了生命的交會與學習，內心有著好深的感恩與深思….
出生於1908年特富野部落，後改名為矢多一生，是鄒族第一個從師範畢業的。就學期間，認識了俄國語言學者聶夫斯基，並協助他完成北鄒族語言與民間文學田野調查過程中，打開了影響他這一生重要的思想和視野，其中，聶夫斯基所傳承的「人類是一個整體」（亦即「全世界各民族皆為同等」）的理念，深深影響了高一生的世界觀。曾閱讀尼采、馬克斯與恩格斯等的學術著作，飽受社會主義思潮的洗禮，這些理念伴隨著對部落現代化的期許，形成他在部落推行種種政策的方向。而由田制佐重的著作中，更觸發了他對「理想農村建設」的憧憬，期許可以將阿里山原來的土地，回復到神造的肥沃土地。
「畢業後擔任巡佐和教員的工作，鼓勵族人要接受教育，帶領族人從事農業生產，改變傳統方式，教導著全村的老人、青年和小孩。」1945年改漢名為高一生，1946年被國民政府派任為第一任吳鳳鄉鄉長，國民政府戰後施行「山地同化政策」便明確顯示要將山地「平民化」的目標，此舉顯然與他想保留原住民部落主體性的理念背道而馳。
1947年二二八事件，高一生與族人因應當地仕紳的需求，決議讓部分鄒族人士組成隊伍，下山維護地方治安，也曾經對漢人做出人道救援工作。這些事，讓他已經成為國民政府要整肅的對象。加上與幾位理念契合的泰雅族林瑞昌..等共同思考原住民自治的可能，廣邀各族頭目討論建立「高砂族自治縣」的改革措施，只是邀請函被警總劫走了。
高一生鼓勵族人前往新美、茶山開墾，1950年想在新美地區成立集體農場，向土地銀行貸款50萬元，由林瑞昌擔保，作為改善農業技術之用。這期間，常常作曲歌頌台灣美麗的山水，用歌曲鼓勵著族人努力勤奮工作，在音樂中滿懷對土地及族群的熱愛，孩子高英傑回憶著：「小時候，父親總是用音樂和說故事叫我們起床，他很喜歡音樂演奏音樂，常常和母親一起合唱….」
只是，被通緝的共產黨員蔡孝乾和他先吸收的黨員和知青逃亡的最後一站多在鄒族的山區，高一生和鄒族人曾人道的供給食糧和掩護，種下日後保安司令構陷羅織的緣由。他在1952年國民黨政府以「因涉入二二八事變、蓬萊民族自治組織及集體農場開發貪污案」被捕，1954年以「高山族匪諜叛亂案」將之處以死刑，另，湯守仁(警備官)、汪青山(嘉義縣警察局巡官)、方義仲(達邦村村長)、林瑞昌(泰雅族醫師、山地省議員)、高澤造（桃園縣警察局巡官、警務處山地工作人員）等原住民菁英，一併被判處死刑！
窮畢生之力研究高一生的陳素貞指出：「在獄中的56封家書中，由這些書信的內容演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一個人的生命力是如何在殘酷和暴力的制度下，逐漸被消磨殆盡…可能是指甲被拔掉、被刑求…」在第9封家中寫著：「…我回家之後，不再當公務員，只願為家裡的事和孩子們的教育，和妳兩人往來平地和阿里山之間…我的魂不在台北，每夜都在家裡的小房間陪妳，妳不會寂寞的。想到『春之佐保姬』這首歌嗎？想起來的話，請用妳的感情去唱….」
「我死了以後，要埋在故鄉，我喜歡喝啤酒，記得拿啤酒給我喝，放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給我聽....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經由范秋燕 教授發現的《嘉義地方法院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相當重要地指出高一生並無涉及貪污的事實，只是判決公文被寄送中，被「省保安司令部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擋下來，原因是「為避免刺激山地情緒起見」，不幸的是，地方法院判決的日子正好是高一生被處死的日子！
盧梅芬寫著：「從高一生的傳記，讓我們看到當時鄒族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情緒；從高一生的歌曲，讓我們看到普世的人性與價值，對愛情、親情的不捨與珍視；從高一生的書信，讓我們看到舊殖民時代下一個原住民知識份子的使命、理想與處境；從高一生最後倉促寫下短短幾行字的遺書，讓我們看到當人看盡一切後，追求最簡單的幸福注定永不可能實現的椎心之痛與遺憾。…高一生在47歲正待發揮的年紀殞落，但卻成就了一種感染人心的悲壯生命美學形式與巨大力量，也為台灣歷史、原住民歷史、鄒族歷史，烙印下一記重重的歷史印記。時隔半個世紀後，高一生個人生命所創造出的新力量，仍能超越時空、穿越死亡，成為現代不分原漢共同的歷史遺產，甚至對於許多缺乏清楚歷史與人生軌道的新一代原住民青年來說，高一生是一個重要的人生參考座標，甚至是歷史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