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9-2011一三)
這兩天，拜讀了成大副教授王金壽發表的《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等相關文章，王教授的文章淺白易懂，對一位不是相關科系的外行人而言，也能對當前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所遭遇的困境略知一二。
然而，在準備為當今司法改革投注一份心力之前，必須先瞭解台灣司法的環境與歷史，瞭解當初為何有許多司法官急於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茲分享整理心得如後：
現今司法迫害多承襲過去戒嚴時代，國民黨對司法院和法務部等司法體系的控制。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它只對皇帝式的老闆負責，司法毫無獨立性可言。
司法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中有幾項重要功能：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功能，透過戒嚴令來合法它的戒嚴體制；第二，利用司法來打壓反對人士。例如：當年美麗島大審的軍事檢察官林輝煌，他在法庭上將高雄事件定調為「以暴引鎮，鎮而益暴」，又編造被告們訂有「長短程奪權計劃」。一則單純的言論自由與公共秩序爭議，卻用「非法顛覆政府且著手實行」的重罪加以起訴，扼殺民主運動火苗。
除此之外，為了讓地方派系接受命令，國民黨必須有一套暴力或處罰機制，當地方派系或政治人物要反叛時，給與必要打擊和處罰，而司法是國民黨可以動員、做為暴力機制的一個重要工具。反之，司法對國民黨的另一個用處，就是保護這些地方派系，讓他們免受司法單位的調查起訴，當發生貪污、超貸或買票等不法情事時，藉由司法保護傘收買地方派系，從此，「黑金政治」也就和國民黨劃上了等號。
國民黨為了操控司法體系，一方面從案件操縱下手，將特定類型的案件，分配給特定的檢察官及法官偵辦、審判。例如：各法院院長可以決定將一些重要的案件，特別是牽涉到政治敏感度或是貪污腐敗的案件，分配給他信任的法官。只要這些審判重要案件的法官是院長所信任，有時院長根本不用任何指示，這些法官就會揣摩上意辦案。有時候，在院長決定案件分配之前，一些法官為了爭取重要的案件，還得賄賂院長，然後這些法官再經由這些案件收取賄賂。
另一個危害司法獨立的關鍵是人事操縱，而控制司法官人事，其實是也為了控制案件，兩者相輔相成。人事操縱主要以兩個方式來控制和影響司法人員。一個是任命的過程，另一種是司法體系內部的馴化。
司法官的任命方式，決定了司法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在戒嚴時期，司法人員的任命，只要能通過司法人員的考試和訓練，就可以被分配為法官或檢察官。稍有「反國民黨」意識的考生(除非隱藏得很好)幾乎不可能通過考試。司法訓練所也經常更改學生成績來操縱學生的分發。在戒嚴時期，司訓所甚至調用一些情治單位的人員，來監視和調查受訓學生。
國民黨在戒嚴時期，對司法人員的升遷控制相當成功。幾乎所有佔據司法體系重要職位的人員都是國民黨籍。有些司法高層人員，如前司法院副院長洪壽南還特別感謝國民黨對他的栽培，有時候，司法人員還得加入國民黨以求得升遷。其中，有一位司法人員在幫國民黨解決一件政治司法案件後，在司法院一位高層擔任介紹人之下加入國民黨，因而被擢升為地檢署檢察長。
即使到了台灣民主化初期，台灣的司法體系還是有一套清楚的「升遷圖」。在都市的法院比在農業地區的好，北部比南部好，本島比外島好，西部比東部好。一般來說，台北地院是許多法官積極爭取進入的法院。
台灣司法體系的階級化，相當嚴重。以法官為例：一個剛出司訓所的法官，經常被分配到農業區的法院，他／她首先必須經過兩次的「考核」，才能由「候補」法官晉升為「試署」法官和「實任」法官。接著，他們開始「想辦法」調至較好（較大、都市地區）的法院，目標是升為地方法院的庭長或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最後則進一步擔任法院院長或是高等法院庭長。
一個法官要升遷，必須得到院長的推薦。這些院長也對法官打考績，而考績會影響法官的年終獎金和升遷。資歷深淺（司訓所期別）在「升官圖」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所以，有一些改革派的法官認為：「升遷圖是司法獨立的天敵」。
雖然，法官的終生職保障是維持司法獨立的一個重要機制，但階級化卻阻礙了司法獨立。只要有升遷機制，法官的審判就可能會受到影響，法官可能以表現「不獨立」的方式，來尋求升遷的可能性。
在這段時期，出現了幾個有名的司法官改革抗爭事件，這幾個抗爭事件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所有的改革行動都失敗。二、參與改革行動者，都是相當年輕的檢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不久，還沒有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參與改革行動者後來不是遭受處罰，就是被迫辭職離開司法體系。
1989年1月11日的清晨，新竹地檢署檢察官高新武，逮捕了吳天惠和他的妻子蘇岡。吳天惠當時是負責司法人員操守的司法院第四廳廳長，而蘇岡則是律師。他們兩人被指控行賄和貪污，他們要影響當時新竹地檢另一名檢察官陳松棟所負責的一件案子。即使陳松棟已經數次明確拒絕他們的賄賂和關說，他們還是持續的騷擾陳松棟，並強迫他接受賄賂。蘇岡還曾說過：「不相信有司法官不收錢」。可悲的是，這一句話確實反映了當時的司法界。一名受訪者表示在戒嚴時期，可能有高達80%的檢察官和法官收賄。他說他親眼目睹一位律師將賄賂的錢，放進同在一大辦公室的另一名檢察官的抽屜裡。
陳松棟將這件事告訴了高新武，高新武在考慮了幾天之後，決定在沒知會檢察長的情況下，逮捕吳天惠和蘇岡。檢察體系曾經阻撓高新武的調查，但他終究還是起訴吳天惠和蘇岡。而這期間，也傳出當時新竹法院院長黃金瑞嘗試要介入此案。最後，吳天惠一審被判無罪。四名新竹法院的法官和一名檢察官立即辭職抗議，再過一天，三名協助偵辦此案的調查員也辭職抗議。三個月之後，高新武被迫辭職。
司法行政體系另一個干涉案件的方法是：「送閱制度」。凡是尚未取得正式資格的「試署」和「候補」法官審判的案子在宣判「之前」，必須將裁判書先送給院長審閱。這是院長介入審判的方式之一。司法院對此制度有各種貽笑大方的理由，其中一個是：他們要確認裁判書中沒有錯別字。
1991年，台南地方法院年輕法官謝說容在某一庭長的建議下，秘密錄下院長嘗試介入她所審判的一件案件。謝說容不僅拒絕這樣的干涉，錄音內容也外洩給媒體。謝說容和建議她秘密錄音的庭長，後來都遭受司法院的處罰。但是在媒體壓力之下，司法院不得不修改送閱制度：在宣判「之後」，才需要將裁判書送給院長審閱。這個事後送閱制度，在1995年台中改革派法官的抗爭下才廢除。
所有的抗爭事件，在當時都受到媒體的大量報導，不僅一般社會大眾，還有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都受到這些事件的啟蒙，雖然如此，司法體系在整個台灣社會中仍是相對的保守。1980年代，當台灣政治和社會開始轉型時，社會各個層面，如環保、學生和勞工等都開始出現改革運動，但司法體系卻文風不動，幾乎感覺不到這股社會風潮。直到1993年底，由台中地院改革派法官發動改革之後，司法體系才有了實質的進步。
在戒嚴時期，國民黨幾乎完全操控司法體系，少有如此醒目的司法抗爭事件！抗爭事件顯示出台灣民主化之後，國民黨已經無法完全操控司法體制，體制內的法官和檢察官已逐漸要爭取司法獨立空間。
當要求司法獨立已成為全民共識時，我們卻發現由改革派法官所推動的參選人審會委員選舉，其主要訴求只是司法內部的民主，而不是廣泛定義下的民主。簡單地說，就是只有法官才有權力選出這些人審會委員。如此一來，無可避免地衍伸出另一個民主政治的議題：「誰來監督？」
雖然案件分配和人審會的改革相當成功，但法院人事結構並沒有徹底改變；參與改革的法官和支持者，絕大部分還留在地方法院。依「升遷圖」擢用的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注定對改革一事興趣缺缺。除此之外，司法權和行政權、立法權的關係，也沒有多大的改變，立法院還是沒有多大的司法人事審查權。
很少有民主國家，像台灣一樣採取缺乏民主監督的獨立制度。台灣法官的任命相當簡單且具有終身職，而其升遷、調動等幾乎不受民主政治的影響。事實上，整個司法院除了大法官之外，沒有任何法官受過民主政治的考核和檢驗，他們對民主的概念相當模糊。一個封閉的系統，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法官任命，就會造就出不食人間煙火的恐龍法官。最後，司法獨立和偵查不公開，反而造就一大部分司法人員逃避民主監督的藉口。
如何確保一個獨立行使職權的法官、檢察官不會濫權？
一個獨立的司法體制如何回應民主政治和社會的要求？
怎樣的民主監督，才不會妨害司法的獨立呢？
這真是個讓人頭疼的兩難問題。然而，一個可長可久的制度必須建立在對民主政治的信心上，如果沒有信心，就會像環保團體為求自身的獨立性，一味將同樣關心環保的政黨排除在外。今天，司法內部的人事制度「民主」了，但那仍是一個排外的小圈圈，既無法被監督，也無法與民意結合。同樣的，民間版的《法官法》，一開始草擬也沒有將律師（法律專業）以外的民意納入，它不過是將圈圈畫大一些，但仍舊是圈內人自己在玩的遊戲，無法與圈外的民意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