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7-2011 一逸)
下午參加「敏隆講堂」舉辦的李敏勇先生的講座，題目是：「詩人，你為什麼寫詩？」親自聆聽一個詩人的生命故事，讓人彷彿讀了一本書，感動滿滿….現場買了一本《詩的信使──李敏勇》（作者蔡佩君）請他簽名。
「1947年出生，將自己視為二二八亡靈再生，負有重建國家、改造社會、再生文化土壤的使命。」「懷著這樣的歷史意識和政治覺醒，他寫詩、讀詩、介紹詩、翻譯詩、朗讀詩，並從詩人的角度出發，寫評論文章，必要時挺身參與社會運動，以行動介入，即便三十年來身在商業職場，詩才是他的志業！」他說：「詩人的責任是『拯救語言』。我告訴自己：『詩人將是永遠的在野者。』我以『市民詩人』，意即『公民詩人』的角色期待自己！」
「屏東的田野、海邊、大武山」延伸為李敏勇的心靈故鄉，也將擴大為詩的原鄉。高中時期就開始寫詩，那時候生命的體驗不夠深刻，大多是為了愛情強說愁。當兵之後才考上中興大學歷史系，但是大學歷史系的課程並沒有帶給他太多知識啟發，他從1970年加入《笠》詩社後，接觸到國民黨統治下不太可能接觸到的本土前輩詩人作家，聽到他們日本時代的文學經驗，才開始有了歷史意識。
70年代初，捷克詩人巴茲謝克（1921－1974）的詩選，為他開啟了一扇窗。他說：「譯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的當代詩歌，帶給我對於詩與歷史、詩與現實、詩與政治、詩與文化的視野。譯介的東歐詩人，特別是捷克和波蘭，看到文化展現的現實影響力。這力量讓他們在第一次自由選舉時就淘汰共產黨的統治。那些社會裡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在歷史反思的範疇裡探索，那樣的藝術具有感動力，而社會成員吸收了語言中表達的理念，在機會到來的時候，起而實踐某種藝術中所傳達的目標。」在獨裁統治下，詩人們在詩句裡表達著沈痛的抗議與呼喚，為自己和平的普世價值理念找到出口。李敏勇先生說：「我寫詩是因為詩裡可以藏著秘密，有心的人會讀懂的。」他說：「在1980年出國帶回來的國外詩集，經過機場檢驗後，都已經被拆開不成冊了，可以看出那時候還有很多的限制。」
1975年定居台北，在廣告界任職。台灣在80年代初開始發生重大公害事件，人民「自力救濟」，進行抗爭，但動搖不了掌握決策和資源分配權，縱容污染的政府，此外三座核電廠分別在1968、1972、1975年核定執行，因為時代背景而寫下了公害詩。
1984年12月10日成加入台灣人權促進會，「為了228公義和平運動，我成了見證的詩人，因為有著歷史意識，很多詩看起來就是歷史。」1987年為了蓋228紀念碑，寫下了（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後來蕭泰然先生的交響詩《一九四七序曲》中，（愛與希望）就是由（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改寫。後來又合作了（自由之歌）紀念鄭南榕、（百合之歌）歌詠野百合學運、（玉山頌）禮讚玉山、（傷痕之歌）撫慰1999年921大地震的受傷心靈、（啊！福爾摩沙──為殉難者的鎮魂曲）為紀念陳文成而延伸出來的歌曲。他說：「一首詩應該是一個許諾，我願為信使，以詩傳達信息。」他以詩的信使自許，也嘗試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傳遞詩的訊息；出版配上原創音樂的唱片、和旅美作曲家蕭泰然合作交響詩、與原住民歌手胡德夫攜手等都是。
出版的六十多本書裡頭，有一半是詩集。他說：「我以詩寫歷史──包括自己的歷史、公眾的歷史，為了見證而寫詩。讀著各國詩人的詩歌讓我很想寫詩。詩比革命、比權力、比政治更久遠。」他說：「1987年到2007年二十年間，我生命的能量像火焰一樣燃亮，為的是實踐『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為的是詩人的積極角色。」「不是每個人都會寫詩，但都可以讀詩。」他強調，因為讀詩也是一種再創作的過程，同樣有帶領人心走出困境的魔力。
整場的講演穿插著李敏勇詩人朗誦自己和國外詩人寫的詩，兩度感動含淚，今天才知道原來齊豫唱的「有一個人」就是他譯寫的歌詞。在他的詩裡有著對世間滿滿的關懷與深情，好精彩的人生，用心用情地過著每一天，用詩表達對台灣這塊土地和人民的關懷，他的「公民詩人」就是扮演著虛空法界的傳媒，用詩鼓勵著世間，用愛來溫暖世間，撫慰受苦難的人的心靈。在他的詩裡讀歷史、讀社會變遷…
數十年來都是走路上班，不開車，至今仍是喜歡走路，沿途的生命經歷都可以成為詩篇，到現在還是喜歡用鋼筆寫字，在點點滴滴的描述裡，都感受到他的惜情與細膩溫柔。在「備忘錄」裡寫著：「…應許著以樹葉和花繪成旗幟的國度，號角吹出的奏鳴曲代替征戰之歌，因季節的嬗遞憂傷，因歡喜而落淚，愛惜每一個字，為言語剪裁合適的衣裳。」這應該就是他的天命吧！回家途中，內心盡是滿滿的感動、敬佩與讚歎！用心聆聽演講，有一種與詩人交心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