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與清真寺

(04-02-2011 國華)

《華爾街日報》報導在阿富汗北部的聯合國辦公室，遭攻擊，導致八人死亡，這是歷年來，聯合國在阿富汗遭攻擊死亡最多的一次，起因是一位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瓊斯牧師(Terry Jones) 公開燒燬可蘭經，這位牧師在去年秋天曾說 假如預計在紐約世貿遺址(Ground Zero) 附近興建的回教中心可以遷址或取消，他就停止燒燬可蘭經，該回教中心的發起人Imam Rauf則譴責雙方的激進派，他說 『正如瓊斯牧師的行為不代表所有基督徒的行為，而阿富汗極端份子的行為，也不代表所有回教徒的行為』。很同意Imam Rauf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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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紐約世貿中心遺址位於全世界地價最高的地段下曼哈頓(Lower Manhattan )市中心，經過9年尷尬延宕，此地再也不像是個廢墟。
「有宗教就有諍」這句話對主張無諍、提倡包容的宗教而言，永遠具有挑戰性。當回教徒計畫在距世貿遺址兩個街區的地點，將一棟已有152年歷史的大廈，改建為清真寺和回教社區中心(51號公園)時，對立性的爭議來了，有不少基督徒包括天主教教廷都反對，但礙於不可將911恐怖攻擊事件政治化的不成文規定，要阻止興建清真寺似乎也於法無據。
    建清真寺有和解之意，且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係以九比○通過這項計畫。身為911基金會主席的猶太裔紐約市長布倫博（Michael Bloomberg）也支持委員會決定，認為此舉維護了美國核心價值之一的宗教自由：「在我們的城市和心裏，世貿遺址永遠佔據一個特殊位置。如果我們向清真寺說不，便違背了美國人和紐約人引以為傲的地方。如果向情緒屈服，便等同向恐怖分子送上勝利。」《華盛頓郵報》說這樣子做是向宗教自由投下一票。何況「即使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法院也幾乎會以違反美國憲法為由駁回。」布倫博還說：「我們難以回想911當天所發生的悲劇，不過我們能走出悲劇陰影，值得全體美國人民驕傲。」
　但反對建清真寺的人說，在世貿遺址建清真寺是對911罹難者2752人的不尊重。反對者當中包括前國會眾院議長金瑞契和前阿拉斯加州州長裴林。他們認為應尊重和顧及受難者家屬與親人的感受，而不應濫用信仰自由這個議題。去年當選「美國小姐」的黎巴嫩裔回教徒麗瑪．法基（Rima Fakih）說，當然應尊重憲法所保障的信仰自由，但在興建清真寺議題上，關切悲劇應超過關切宗教；她說在世貿遺址兩條街外建清真寺，對受難者可說是「麻木不仁」。 

自由被焚燒的溫度

(04-02-2011一智) 

晚上，看了記錄片《華氏911》，片中影射布希家族與製造了9-11慘案的沙特富翁賓拉登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及指責布希政府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無所作為而一度在美國禁映。但實際上，這部影片的內容要比人們想像得更加錯綜複雜，摩爾實際上給觀眾展示了美國政壇的一幅大畫卷，涵蓋了極具爭議性的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前因後果以及布希與賓拉登之間的微妙關係。

問：很多美國記者也都比較傾向左派和民主的，而且他們也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可你對美國媒體卻一直持批判態度。

邁克．摩爾：從電影院出來的觀眾們所問的最多的問題是“為什麼這些鏡頭我們從來沒見過？”“為什麼我從來沒聽說過這些？”觀眾的這些反應並不是我製作這部電影的最初意圖，但卻成為觀眾們從電影院帶走的問題。

美國的媒體低下頭，成為布希和他的戰爭的拉拉隊，這種做法巨大地損害了美國人民的利益。他們今天覺得難受了，是因為美國大眾不是從他們那裡，而是從我這個戴棒球帽只有高中文憑的人這兒第一次聽到和看到這些證據。我邀請觀眾們直接聽到我們在前線的士兵們是反戰的，可為什麼我們沒有在任何新聞中看到？

現在，媒體應該問問他們自己：這麼多的士兵死去，是因為他們沒有做到自己該做的工作。在我看來，他們的手上也有這些孩子們的血。我很抱歉這樣說。 

眼中有樑木的人

(04-02-2011一三)

從小就很喜歡看法庭辯論的電影或影集，也曾經看過美國電視節目《人民法庭》（The People's Court），當時就很羨慕美國願意教育人民法律常識，並藉此宣揚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電影中，經常上演著一種情節，法官（或律師、檢察官）必須面對來自國家機器、大財團或一面倒輿論的壓力（如黑白種族對立），而其無懼威脅利誘的判決論述，在在凸顯了生而為人的真正價值。

然而，社會所共同期待的「法官法」竟延宕超過20年。日前，雖已於立法院完成一讀，但一般認為其一讀通過的「法官法」是司法和立法聯手「霸凌」人權，甚至有些法官根本聽不懂弱勢者的語言。特別是國民黨在一讀時，居然將案件當事人申訴的權利拿掉，嚴重剝奪受害人檢舉不適任法官的權利。

在台灣，除非讀過法律系，一般老百姓幾乎不曾被教育該如何保護自己與生具有的人權，而這樣的無知，造就了現今封閉的司法系統，也造就了一群不懂得保障受害者人權、完全喪失審裁能力的恐龍法官。

「中國製造」的最大產品就是恐懼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_mD1OMbZLM&feature=mfu_in_order&list=UL

--- 艾未未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講話 / 一書整理(04-02-2011) 

去年4月13日，艾未未應香港獨立媒體人杜婷之邀，到中文大學辦一場座談，吸引過百人到場，艾未未妙語妙答，贏得滿堂掌聲和笑聲。杜婷：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對話艾未未。對於艾先生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了。從他作為一個知名藝術家，到這兩年更為公眾所熟悉的角色，作為公共知識份子，意見領袖，像他做的5.12遇難學生名單調查，包括在網路上流傳很廣的《老媽蹄花》記錄片，大家都很熟悉。在這裡我就不詳細羅列艾老師做過的所有事情，我們先來看一個短片，一家德國電視臺製作的關於艾未未的短片，大概7分鐘。
（放短片）
艾未未：大家好，我是艾未未。剛才那個短片是在德國電視臺播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大概能夠看清楚知道我在做些什麼。我算是一個藝術家，同時做一些建築、出版和策展，現在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網路上。
我的三個博客(blog)在2008年同一天被關。我估計主要是因為我做了一個社會調查，是關於5.12地震死亡學生的一個調查，我們稱之為公民調查。我們主要是對於政府拒絕公開死亡學生的名單，只是給一個簡單的數位，甚至這些數位也是非常不準確的。
我們給政府機構打了很多電話，我們說我們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去世了，他們是誰。那麼政府說，你是誰？我說，我就是一個人。在中國作為一個人是不能知道政府資訊的，他們會認為你一定是由什麼外國組織、反華勢力的，問你是不是間諜啊，是不是CIA啊這種，所以我們的對話基本就沒法進行下去。
我們給政府機構打了一百多個電話，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樣的。第一，你沒有權利拿到這個名單；第二，這個名單是國家的機密。我想這個事情很滑稽，因為死的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問？
那麼我說，那很簡單，我在網路上發起這麼一個運動，我們會調查這個名單，有什麼人願意加入。很快我就得到了一百多個志願者的回饋，回饋就是說我們都願意加入這個活動，我們也想知道當地有多少人去世了，他們是誰。
然後就做了這樣一個組織工作，發出一個問卷，因為不希望大家因一時熱情而做這個調查，想要大家知道這個調查會有很多困難。問卷上的問題比如說你敢不敢一個人在夜裡走路啊，你能不能吃川菜啊，或者四川話你懂不懂啊，需不需要一些經濟的幫助啊，還有你知不知道這個事可能引起政府的反感，或者和員警對立會不會害怕啊。通過這個問卷，我需要讓大家有一個思想準備，你做的這個事，不是說只有簡單的熱情就夠了，可以說是相當艱苦的一個事兒。
但是不管怎麼說，後來發生的事情還是要比我們想像的困難很多。我們知道地震房屋的倒塌，跟學校有關的倒塌，主要是發生在二十所學校，大量死亡集中在十所學校中。這些學校當地政府都做了最嚴格的控防，就是說不允許外人採訪，不允許這些家長跟外人談話，不允許給出這些名單。我們的活動變成了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活動，我們的調查人員有三十次被警方控制，他們非常辛苦找到的名單，會被警方塗改掉，撕毀，然後他們的錄音、錄影會被沒收，或者洗掉。
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我們還是非常奇跡地找到5212個人的名字，其中有4851人是有名字也有他們的生日和他們所在學校，哪個班級，地震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根據這些，我們剛剛做了一個紀錄片叫做《花臉巴兒》。
由於我很好奇遇難學生名單，這些人是誰，那麼我就從一個藝術家變成了一個所謂的政治活動家(activist)了，這確實是我的好奇心所至。在中國你要成為一個政治活動家是很容易的，我成為了全球有名的政治活動家，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做的還不止這些，因為基本上只要我對一些事情覺得不合理，我的直接反應就是去做一些動作，那麼這些動作都會被認為是跟顛覆國家政權有關，因為這個國家政權是很容易被顛覆的。基本上你不用去考慮太多，你就是在顛覆國家政權，如果你在關心這個國家，你也是在顛覆國家政權，我們遇到了一個很脆弱的政權。
我受傷這個事兒，剛在片子裡看到，是和譚作人案有關。他是環保主義者，也同樣關心5.12遇難學生名單，他做的事情也叫做公民調查，他在我們之前，但我們並不認識，我之前也不知道。當然他被當地政府起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審已經判了五年。他的律師浦志強就和我說「艾未未，你做的工作和他很像，他被審判，你願不願意為他作證？」我說，當然願意為他作證了，估計判了他就該判我了，如果我不為他作證，再也沒人為我作證了。
我去了四川，當天晚上我們發現有一輛車停在我們賓館下面，一看就是「國保」^*(國家保安)，我對他們的態度就是直接走向他們的車，問他們是不是在找我，當時他們嚇的直接開車跑了。所以說很可笑，凡是秘密跟蹤你的人，你就直接說你們是不是在找我。他們都是非常不願意被人辨認出來的，當然通常沒有人這樣問他們，所以他們總是感覺很成功。 (^*版主：「國保」的全稱是「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在執勤時從不出示證件或任何法律文件，也不說明任何緣由，類似秘密警察。)
後來，我們剛睡了大概三個多小時，淩晨三點，我們整個樓房，就像好萊塢電影裡那種情況，所有的門都被踢開，有的門是整扇門都被踢掉了。我先撥打了110報警，說有人闖入了我們住的旅館。然後我問在門外的人你是誰，他們說是警察，我問他們怎麼證明你們是警察，他說你從貓眼裡看一眼，我說我為什麼要看一眼，這樣他們很惱火，踢開門之後就打了我。當時我覺得很正常，因為員警反正就是用來打人的。我也沒當一回事兒，但頭一直比較疼。
一個月以後我到德國去做展覽的時候，博物館館長比較警惕，他說你必須去醫院看一下。我去了醫院，醫生說你必須馬上住院。那個醫生是最好的腦外科醫生，是慕尼黑大學的腦科醫生。他當時說，我每四年，可以遇到一個人大腦內出血能出成這個樣子，當時我已經失去知覺。很幸運我住了院，所以我現在才有機會站在這裡和大家聊一聊，隨便聊些什麼。
現場提問：四川大地震已經快要兩周年了，可是政府還沒有承認豆腐渣工程的存在，那些維權的家長還在受盡打壓。那你認為我們現在還能做些什麼？還有就是你會不會有什麼行動去關注這個四川地震兩周年呢？
艾未未：四川地震是一個很好的教材。從表面看它是一個天災，死了這麼多人，但實際上暴露的問題是很多的。我們都知道四川地震學生死亡人數官方報導是5335人，我們調查出來的有5212人， 有些是根本無法調查出來的。這個調查必須得經過政府才可能，因為政府給每一個死去的人的親屬發撫恤金，他們是有一個完整名單的。所以政府用任何理由說這個名單不好調查，太複雜或是什麼，這完全是一個謊言。
那麼大家都在問，為什麼政府會對這麼一個所謂的天災用各種方式來遮擋呢？這個有什麼意義呢？顯然這裡面有很大的意義。我們都知道中國有一個「普九」的政策，就是說在某一個時期中央政府有一個規定，所有的人都要能上學，完成9年義務教育。這個計畫聽上去是不錯的， 像中國所有的政策聽上去都是不錯的。但是這是個硬性的政策，就是要在一年中蓋出所有的學校來。地方政府是沒有這個錢的，中央政府說我們出一半，你們出一半，比如說500塊錢一平方，中央出了250， 地方這個250就拿不出來，我覺得兩個250碰在一起是個倒楣的事兒。再加上整個政府的腐敗、官僚等各種的情況，所以就造成了大量學校不合格。不止是四川，不止是地震災區，全中國的這種中小學的建築品質都是有問題的。前段時間哪兒下雪又塌一個，經常會有這樣的問題。凡是政策性失誤，中國是從來 不承認的。因為這個當初是經過政府批准的，所以只能把它遮擋過去。因為它承認了一個的話，就會帶出很多個，會帶出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結果。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我不知道大家關注過沒有，四川大地震死了加起來有七八萬人，七萬多死亡和一萬幾千人失蹤，失蹤了這麼久，大概不會回來了，除非他們是來香港讀書了。政府到了今天還說是一萬幾千人失蹤。除了學校建築，農民的房子也是不應該塌的。但是中國人都會認為農民的房子塌了是活該的，因為農民的房子就不該結實。但是政府是有責任去檢測每一所房子的安全，在中國是沒有人問這個問題的。農民死了活該，學生死了是因為他是在公共建築當中。
我們做這個事情的理由是我們必須做一些事情，這也是自我教育。遇到這種災難的時候，大家都很痛苦，但是怎麼去表達這個痛苦呢？很多人的選擇都是捐款。我一分錢也沒捐，我當時就是在博客上說我一分錢也不捐。我為什麼一分錢也不捐呢？我說得很清楚，第一沒有一個組織我能對它完全信任。第二凡是這樣的災難，政府應該拿我們的稅收來付款。我們把那麼多錢拿去買美國國債，美國用這個國債去打伊拉克，或是阿富汗戰爭。但是我們國內的人，老人在醫院因為付不起醫藥費必須把氧氣拔掉，我覺得這是很可笑的事情。當然後來我們發現大家的捐款，百分之八九十是被政府用了，並沒有完全捐到所要捐到的人手裡。這麼一個政府，誰能相信它呢？它做的哪件事能讓人們信任它呢？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不 應該給一個不信任的人捐款，這是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這樣的話我們還能做什麼？那我們至少能問問誰死了吧？這個問題是最簡單的。我們想通過問這樣的問題鼓勵每一個人參與進來，每個人都說：我尊重我自己的情感，我為自己做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就是到底那次事件中誰死了。
網路提問：艾老師，您覺得類似地震調查的行動普通人可以複製嗎？他們沒有您的影響力和名氣，如果也這樣去做的話會不會受到傷害？
艾未未：這個是最不會受到傷害的一件事，就像是在地鐵裡買一張票一樣不會受到傷害。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能複製，如果每一個人都問問題，那麼政府就會被我們關在牢籠裡面；如果我們不問問題，他們就會很猖狂。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特殊的政府。當然我們遇到了一個極權政府，他表現的更為猖獗。
我們問了建設部、教育部、民政部，還有公安系統等，我們有一個班子幾十個人通過一年多的工作，針對每一個部門問了幾百個問題，非常詳盡。比如說到底拿到多少捐款？分到誰手裡？怎麼定性他的受災情況？他們拿到這個錢的時候是不是有什麼附加條約要簽？類似的問題。
按照國務院《資訊公開條例》，政府有義務公佈所有這些資訊，只要公民問他們就應該公佈，這是一個很好的條例。但是我們發出了一百多封信，收到的卻是完全一樣的回信，這個信是在一百多個不同部門，不同級別，從中央、省裡到市里到縣裡，所有的回信都是三個內容：第一我們該公開的都公開了；第二我們沒有公開的是機密；第三你是沒有權利知道這些問題的。
甚至有些單位沒有給我們回饋，我們想如果他沒有回饋，我們可以告他，因為這個條例規定15天不給回饋就可以告他，那我們就把他告到法院。法院開始是不受理，跟我們糾纏很久，我說那不受理我就不離開這了，我坐在法院，說你把我抓起來算了。那法院不願意抓我，因為他們覺得好像這又不是他們該抓我的一件事，結果他們受理了。受理了後給我回了一封信，仍然是說：我所要求公開的內 容，我是沒有資格知道的。我說對不起，我沒有告他們這個問題，我告的只是他們不給我回信，法院完全不理這一套。這就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司法系統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司法不獨立的話這個社會永遠不可能完成任何類型的變革和自我糾正，因為它的尺度永遠是變的。你可以一黨獨大，但是你把這個尺度定好，我們按你這個尺度來，誰都不能違反這個尺度，無論憲法也好，還是一些條規也好。你不能夠說你又發牌，又作弊，又藏牌，你還逼著我們跟你玩，然後我們說你在偷牌，你說不行，我得把你關起來，因為你是在搗亂。
我們是希望通過做一些小的、具體的事，來發現問題在哪兒。然後我們把它公佈在網路上讓所有人看到，我們是怎麼問問題的，他們是怎麼回答的。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善都是需要被證明的，所有的惡也是需要被證明的。你必須讓別人 知道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由於有了互聯網，我們有可能讓所有人知道，就是他再不關心政治，他再不懂道理，那麼他看了這個以後也會覺得：哦，這樣是不行的。實際上我們做的也就是這些事情。
現場提問：最近一段時間感覺上網路上民眾跟政府的衝突在加劇。包括推特、臉書，這些在國內已經被關閉了，也就是被和諧掉了，還有很多著名人士的博客也經常出問題。你覺得這種衝突在加劇，它是不是體現出中國的民主程度在加強？您覺得中國民主的現狀是怎樣的？民眾的民主意識是怎樣的？另外就是政府突然加大了對網路的監控力度，您覺得是他有沒有一些背後的原因，他想隱藏一些什麼？或者是說他怕的是什麼？
艾未未：這一兩年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對網路的封鎖，或者說企圖做一些封鎖，力度是非常大的。當然沒有人去公佈他們花了多少錢，按道理我們可以問我們為了網路管制到底花了多少錢，這個你總應該告訴我們吧，你花了我的錢，你不告訴我。這種問題在中國，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問的，但是很少有人去問。
我們今天老說民主民主，民主是什麼？民主實際上是參與，是公民的參與，你沒有參與，你就得不到民主。你不能指望這個政府給你民主，這個政府是不會給你民主的，這是一個不民主的政府。它是一個極權政權，這個政權是非常清楚的，我是靠槍和筆桿子，那麼我封鎖所有的資訊，我讓你知道的非常有限，我不讓你表達，那麼你的生存品質是完全受到傷害的，你沒有行為的能力，因為你知道的非常有限，你說出來的話都是不對的，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準確的資訊和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樣的政權為什麼能夠維持？就是因為大多的人沒有維護自己的權利，大多數的人說我就接受這樣了，沒問題。 實際上只要大家都不接受這個，一天這個政權就變了，非常簡單。民主就是說有多少人參與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來，多少人說不行，這樣是不可以的。
關於互聯網他們到底能夠做多少，我覺得他們完全是與技術革命背道而馳的。人類社會跟互聯網的關係是不可斷裂的，中國也一樣，包括這些有錢人，包括這些瘋狂的在掠奪的人，他們也是依靠互聯網產生的效率，所以我相信這種封鎖最終是不能成功的。已經在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看到Google的撤離，還有很多各種封鎖啊，都會使很多80後、90後的年輕人，本來根本不關心政治，甚至持一種非常傻的愛國主義的那種都變成「不行，你侵犯了我的權利，你不能這樣做」。
網路提問：內地司法不獨立，沒有公信力，還有資訊管道不通暢，維權的路異常艱難，如何讓更多人理解和知道呢？
艾未未：我們沒有太多的路徑，但是由於有互聯網以後就有了改變。我覺得人類社會獲得了一個最了不起的一個工具，一個個人，一個在群體中最不被注意的一個點可以和另一個點發生聯繫，可以把資訊傳遞出去，讓另一個人接受到這個資訊，同時可以無限傳遞下去。這是個最新的特徵，我覺得在中國這種極權國家這會使社會發生奇跡般的變化，公民的心理準備和對這個事情的認識是發生變化的基礎。
我在跟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上屆(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她以寫作德裔羅馬尼亞人在蘇俄時的遭遇著稱)，在和她談話的時候，她很懷疑互聯網的作用，她覺得年輕人在互聯網上搞得自己很激動，好像這個社會就要發生變化了一樣，但是看看伊朗，所有的獨裁政權都是非常傲慢的，他們該抓的抓，該殺的殺，伊朗革命還是根本不可能。這個確實是一個很遺憾的事。但是我們也沒別的方法。我跟她舉的例子說，我們是在一個黑的屋子裡，只有這一束光，我們只有這一個蠟燭，難道我們也要把這個蠟燭吹掉嗎？所以說我覺得這是我們在沒有別的辦法的情況下，網路是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將會給中國帶來很大的變化。
現場提問：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楊佳事件對您自身的改變。第二個問題是在你拍攝的這些紀錄片裡，還有艾曉明老師拍攝的紀錄片裡，他們那些普通人的際遇有沒有因為那些片子所改變？
艾未未：我先大概說一下楊佳事件。 楊佳是北京的一個年輕人，當時他應該是不到28歲。他在上海閘北區公安局衝上了一個公安的大樓，殺了6個員警，傷了4個員警，這個大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為特殊的一個事件。當時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是7月1號，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日。當天報紙就說他是一個很孤僻的人，他無業，中央電視臺的白岩松說他是歹徒之類的。7月3號我寫的一篇博客，說一個孤僻的人仍然可以對社會有貢獻，你不去碰他，他可以一直孤僻下去，這個不是什麼問題。這麼一個工薪階層的孩子騎車到上海去旅遊，怎麼會引發成一個這樣的事件？我相信這裡面有深層次的背景。當然這個問題在中國很少有人去問，只是大家都覺得這個事件很奇怪。
後來我根據這個事件的發展，一審、二審寫了文章，當時比較激動，大概是寫了70篇文章，我覺得我是屬於有點癲狂。我是在為一個根本不可能活下來的人在申訴，我覺得這是一個足夠困難的案子。我覺得我本來應該是做律師的。他一定會死的，我覺得他應該死得清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你應該說清楚。一審、二審說是公審，實際上都是預定好的人，連他的家屬都不可能進去。她的母親是失蹤了大概一百多天以後出現，是被公安局控制在一個精神病院裡，他母親的名字叫王靜梅，但是被改成「劉亞玲」，目的是為了不讓她說出事情真相。
我的直覺好，從這個事情發生的第一天，我就知道這個事件裡面有巨大的內容。我們做了採訪和調查，楊佳最後難免一死，但是整個司法系統裡面漏洞百出。我和劉曉原律師兩人，他從法律的角度，我從倫理的角度談了這個問題，談了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司法、個人與不同案件之間跟社會的複雜關係，一個普通的公民和這個國家權力之間，尤其是極權國家之間可能遭遇的無法扭轉的悲劇。所以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通過這個事件認識到了很多問題。關於這個我們已經做出了一個片子，剛剪完，在一個月內會出來。
網路提問：艾老師，陳丹青認為您是左派，他說左派具有反權威，同情弱者，主張革命等特質，您認為您自己屬於哪一派呢？
艾未未：我說過，左派和右派都是學者之間的事，對公民來說只有草泥馬派！
現場提問：剛才您說中國很多異見人士或者被拘，或者被殺，或者被流亡海外，但是我們看到您一方面成為例如鳥巢這樣的國家政權彰顯物的參與者，另一方面，您也說您的博客被封，被員警抓，我想問您如何解釋這個國家對您的雙面性對待？
艾未未：第一，這個不是我能解釋的問題。我覺得極權權國家最大的特徵就是不可預測，如果它是個理性的國家，或者是可預測的國家，今天我們就不會去談論它。我們所有的困惑、困難，都在於我們實在是不知道怎樣去對付這麼一個東西。
當然這裡面有一些事實上的出入，我不是國家雇傭來做鳥巢的，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關係。鳥巢是國際招標，我是和赫爾佐格和德梅隆建築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合作的，我們是十三個被招標團隊中的一個，我是受赫爾佐格和德梅隆事務所雇傭，在他們的公司來做這個項目。這是個招標項目，就像開運動會，一個人跑得快，他贏了，你不能取消這個人的比賽資格。我個人是做建築的，對於鳥巢的整個建築形態我是非常喜歡的。我們很有幸贏得這個建築項目。當然鳥巢作為一個國家權力和集權政治的非常典型的代表，這不是我們希望她被賦予的意義。我們始終認為奧運會讓中國有機會和世界在同一個交流平臺上走向更加民主、自由的可能，應該是一個讓中國融入世界的語言和價值觀的可能。很遺憾的是我在奧運會開幕之前一年意識到這不可能，這將會是一個國家政治宣傳的工具。所以那個時候，我提出自己將不參與所有的活動。當時英國《衛報》說鳥巢的設計師杯葛奧運會，結果就被搞成很負面的。個人的態度是不可能不參與到政治當中去的，尤其是像我所處的位置。
關於我為什麼沒有被抓，呃，我很感謝他們沒有抓我。
網路提問：在您的5.12調查行動中員警問的最多問題就是你們後面有什麼樣的組織，誰在資助你們，當時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您是怎麼回答的？
艾未未：我覺得如果告訴他們我後面有一群馬的話，他們不會相信。因為他們的智商低，他們對於「草泥馬」到底是什麼還鬧不清楚。 ｛版主按：「草泥馬」指中國網民不滿中共網路審查制度的髒話諧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