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上收看台灣智庫財經組呂曜志的簡報─落實稅改重建公平社會，對於台灣的稅制問題，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
開場，呂曜志就對在場的前輩們表達感謝，因為，他覺得，今天自己之所以可以站在這裡，是前輩們努力的成果，而台灣過去，曾經是一個比較均富、公平的社會。剛當爸爸的他，深表感慨，今天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錢，將來，都要從自己子女的身上收回來，如果，我們今天不認真面對這個問題，我們的子女未來所要面對的，將是一個越來越不公平的台灣社會。
租稅制度，原本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結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合理而健全的租稅制度，具備「量能課稅」的精神，以及「促進所得重分配」的實質功能。所謂「量能課稅」，就是法國人權宣言所說：「賦稅應在全體公民間，按照其能力來平等分攤。」
雖然，台灣過去曾享有高成長、低失業、低所得不均的發展歷史，然而，近年來，由於全球化對台灣產業、就業與家庭人口，帶來結構性的衝擊，所得分配長期呈現惡化。
政府與財團利益結合，大量實行減稅措施，稅制遭到了嚴重扭曲，受薪階級反而成為繳稅大戶，許多富有者靠資本交易所得到的財富，卻沒有被課到應繳納的稅額，甚至，富有者繳納的所得稅遠比受薪階級還低。
民進黨執政時，以各種移轉型社會福利支出，很辛苦地避免台灣家庭的貧富差距急速惡化，但從稅收結構來看，過去台灣以消費稅為主，2000年代加入WTO後關稅大幅下降，所得稅成為主要稅收來源。
在高齡少子化與全球化的挑戰下，台灣未來在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上的支出將不可避免持續擴大。如果我們不認真推動租稅改革，努力擴大其他稅種稅基，很快地，會被迫「債留子孫」，或「犧牲某些重要公共支出」。
台灣目前租稅的不合理現象是，受薪階級承擔了大部分的租稅責任。從稅收與社會福利支出的結構來看，名目上是「劫中產以濟貧」，若考慮到物價膨脹與所得成長期零成長的現實，實質上則接近「劫貧（工作貧窮）以濟赤貧」。從稅收與產業減稅及補助間的結構來看，名目上是「劫中產以益富」，但若考慮經濟發展的各種環境外部成本，則實質上是「劫老百姓以益大資本家」。
稅制如果持續不改，台灣社會就會面臨兩大問題：
1. 難以建立完整社會安全網，促進社會階級流動──比如說，影響家庭就醫，子女就學必須依賴助學貸款…等，使社會階級流動不易，並影響生育意願，使台灣長期競爭力岌岌可危。
2. 難以建立重視勞動與知識價值得誘因機制，促進國家長期永續發展──現行所得稅制以薪資與利息為主，但豁免資本利得，形同「獎勵不具實質生產性的資本投機炒作，懲罰辛勤勞動與儲蓄者」，並間接誘導企業從事「資本密集高、但可以短期看到績效」的經營模式，已對人力資本投資產生反誘因，對於台灣未來發展知識與軟性經濟，創造就業，有相當不利的影響。
我們必須重新面對並討論以下問題：
1. 過去犧牲租稅公平，真的帶來經濟效益嗎？
2. 過去減稅支持的對象，真的比較有國際生產力嗎？（高科技業vs利基型(niche)傳統產業）
3. 獲得龐大資本利得利益的人，比沒有追求資本利得的人更有生產力，或對整體社會有更大貢獻嗎？
呂曜志說，我們要全面檢討對資本稅的態度，從公民觀點，由公民共決。稅改，撇除技術性的問題，本來就是一個公民議題。提出了公民觀點以後，再針對現行稅制不合理的現象，提出討論。
討論方向包括：
1. 全面擴大財產稅課稅稅基（例如，將資本利得納入各相對的稅項內）
2. 強化綜所稅制的累進功能，進而減少受薪階級的負擔（現行很多財產稅，例如，土地增值稅，都是固定稅率結構，應該要納入財產交易所得稅，實行累進稅率，才能落實賦稅公平）。
過去稅改討論，都集中在政府做為中間人角色，兩旁都是資本家，人民無從參與。稅改，應該是跟教育改革、產業發展、憲政秩序…同等重要的全民議題，更是「對我們的下一世代負責任」的議題。
大企業的發言權，不應該壓迫一般受薪階級、勞動人口的發言權，政府萬萬不可認為，只要聽取大企業或少數專家學者的意見就足夠了，擴大稅改議題的公民對話，是落實公平稅改最起碼的標準。
如果我們認同法國人權宣言所說：「為了維持公共力量與行政管理支出，普遍的賦稅不可或缺。賦稅應在全體公民間，按照其能力來平等分攤。」那麼，不管一個政府是大或小，最起碼應該做到「量能課稅」，落實「租稅累進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