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問一心為什麼會對台灣這塊土地有認同？一心回，因為出國唸書。師問，但有很多人出了國，就認同了別的文化、土地，不回來了。
一心的回答是：本來也不想回台灣，但是，2001年，因為媽媽生病和還有護照即將過期，就回來了。剛回來那幾年，覺得在台灣好悶，一有機會就出國，直到2005年，媽媽過世了，當自己真的不得不去面對家庭中、工作上、甚至是伴侶關係上的困境時，才突然看到，這一切的苦悶、空虛、失落、恐懼、困惑，都與整個大環境息息相關，都跟我所學到的歷史，所認同的家園，所浸染的文化，所追崇的價值息息相關。
旅居他鄉的日子裡，有兩段故事，銘記在心：
1999年的深秋，與美籍友人一同坐上從基多（厄瓜多首都）前往聖保羅（巴西首都）的長途巴士。十月十日 ，抵達秘魯與智利的邊界，下車察驗證件，熟悉的場景再度上演：經辦人員不知該用什麼樣的外交法則面對台灣。
一番困惑之後，比照「中華人國共和國辦理」，我需要申請入境簽證。我已經懶得解釋台灣跟中國的不同，只是對他說，我正在前往巴西的途中，並沒有要停留智利，並出示車票及巴西簽證，他說，不行，還是要申請。後來，我和友人決定，他先繼續前行，我獨自留在邊境的小鎮，等待簽證的核發。
在1999年，「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那一天，我首次切身地體驗到，不管我多麼地崇尚自由，多麼嚮往以藝術遊走天涯、打破人為疆界，以地球公民自居，只要活在這世界上一天，我就不能沒有一個明確的立足點，我不得不去面對國家、土地認同的問題。不論逃到世界的哪一個角落，不論如何藉著藝術創作來抒發、尋求出口，我都不能不去正視、去探討、去挖掘、去試著拆解我所生長的社會背景、歷史脈絡。心底隱約地知道，這是一條非走不可的路，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消除內心深處的苦悶、空虛、失落、恐懼、困惑。
第二個小插曲，發生在2005年、旅居以色列時，一位朋友說：「台灣人的處境就好像巴勒斯坦人，以為有自己的總統、護照，就是個國家，但實際上，主權沒有獨立。」當時，自己很驚訝，完全不知如何回應，同時，感覺非常地羞愧，怎麼我對自己國家在國際上處境的關心與認識，遠遠不如一個外國人？我怎麼可以如此無知、無感地活在台灣的土地上，而對這一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要等到哪一天，我才能夠篤定而驕傲地對外國友人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逐漸了解，愛台灣、認同台灣，不是為了排擠「非台灣人」，而是，有了立足點，才可以好好做事，把民主、自由、法治、憲政的體制，落實在一個具體的地方。
旅行世界各地，全球華人總是擺脫不了「相信恐怖統治與監控」、「缺乏民主素養」、「金錢、物質至上」的形象，就算身處西方民主社會、已開發國家，比例極高的華人總是踏不出自成的小圈圈，無法融入當地主流的社會、文化、政治生活，常常只能以物化的神秘東方形象自我行銷，或是以自負又自卑的五千年中華文化傳人自居。
今天，我們努力在台灣落實民主憲政，建立一個真正保障人權、尊重生命的國度，並不是要否認某種對中華文化的自然情感，而是為了替全球華人樹立一個榜樣，替更多還沒有民主自由的國度，播下一顆希望的種子。如果我們成功了，那將不只是台灣人的福氣，更是整個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就像茉莉花革命帶給世人的振奮，像福島核災帶給世人的啟示一樣。
二二八之前，台灣人曾經試著把中國當成祖國，然而，這個嘗試失敗了，國民黨的權貴從沒有把台灣當家，又不願意認錯、彌補，形成了無法逆轉的局勢。曾經被中國割讓的台灣，如同父母親不願扶養而送出去的孩子，現在，孩子長大了，又硬想要回去，完全無視孩子已在台灣的土地上生根、融合了新的血統，更別說台灣的土地上還有與中國全然無關的原住民，必須尊重其文化主體性與生存權利。中國對台灣的強強要，不是出於真愛，而是出於一種大國本位主義的強勢與跋扈啊。
此刻，台灣人，可以重新選擇，拿掉困惑與曖昧的字眼，大聲地說：「台灣是我們的祖國！」這份情感一旦建立了，沒有任何政權的壓迫可以阻擋得了，沒有任何利益的誘惑可以動搖得了。
台灣，是我的祖國。山脈是爸爸，海洋是媽媽，季風帶來歌聲與眼淚。
台灣人，可以很有信心地相愛，在愛中，讓彼此的生命更加完整。
台灣人，可以重寫自己的歷史，在書寫中，讓彼此的生命更有力量。
近10天，釐清了好多過去的困惑。師篤定地說：「愛上法，不是因為它遙遠，而是因為它可能。真正認識了法，就認識了可能。」「對要做的事情，我們絕對可以做出來。」這些話，帶給了自己無比的激勵。
「心很微妙，當這顆心對準了真心，就沒有恐懼了。」如果還有無力感，還有恐懼，是因為忘了真心，沒有讓自己時時充滿愛。在乎身口意的清淨，做自己的最好。只管做個乾淨的人，自然就會有乾淨的文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