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江國慶冤案後，14年前的「東海之狼」，竟然也是抓錯人的烏龍案件。更離譜的是，警方當初不但遺失了嫌犯紀富仁的作案背包、物品，也未安排數人列隊供被害人指認，甚至還向被害人強烈暗示紀富仁就是犯案色狼。
警方的偵訊方式已經很離譜，檢方竟也將錯就錯，只根據涉嫌人自白書就加以起訴，並求處死刑，根本就不在乎警方是否曾經不當取供。事後證明抓錯人了，檢警急著解釋說，當初會起訴紀富仁，是因為他跟江國慶一樣向被害人下跪，而被視為認罪。拜託！這居然也被當成犯罪證據。當初，江國慶下跪是因為軍中長官謊稱這樣就可以免罪，而紀富仁則是在暴力下被迫下跪，這些都屬於刑求自白，強迫無辜的人自證己罪。
程序正義是彰顯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則，如果連程序正義都可以棄之不顧，還有何司法公正可言？江國慶、紀富仁的偵察，是檢警關起門來惡整；然而，檢警又甘作政治鬥爭工具，針對某些特定政治人物的案件，以放話給媒體的方式，進行未審先判、打擊異己的鬥爭，絲毫不在乎是否已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檢警濫用公權力的囂張心態，其實就是承襲白色恐怖時期的侵權、濫權、濫捕、濫殺…而且是現在進行式！
紀富仁在更三審判處無罪定讞後，曾向台中地院聲請冤獄269天的賠償。猜猜法官駁回的理由是什麼…理由是他曾自白犯罪，檢察官、法官才決定羈押他；換句話說，被羈押是紀富仁自己的錯，誰教他白目寫下自白書！但如果自白不是出自自由意志呢？反正「依法行政」的法官一定不會錯，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相信歐陽修父親在聽到法官駁回的理由時，一定會氣到吐血…
宋朝歐陽修在《瀧岡阡表》中寫著：父親歐陽觀，是個判官，對每個案件都細細審理，唯恐疏漏，沒掌握住真相，為此，常常閱卷到半夜。有一次，半夜閱卷，又在擱筆嘆息。母親問父親到底遇上了什麼棘手的案子。父親嘆口氣說道：「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用白話文說「這是一個死刑的案子，我努力要幫死刑犯從法條中找到活路，卻是找不到，若是已經盡了力，那麼死囚與我，可說都沒有遺憾了！過去我也常在死刑犯中，找到反證，發現蒙冤，因為努力，才知道還好有用心努力，沒出現不該死而死的憾事。我常求其生，還不小心會錯判，幸好反覆觀察，重見活路。」娓娓道來，說得一波三折，跌宕生姿，可是，當今檢察官常常以「求其死」的心情來對待，怎不令人唏噓呢？
這篇傳頌千古的文章，告訴我們一件事：「無罪推定」。法官、檢察官必須秉公處理案情，不可以與被告為敵，甚至於情緒化的先入為主，或公報私仇或奉承上意，刻意忽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即使都做到了，也要要謹慎斷獄，慎之又慎；因為即使做到慎之又慎，最後還是有誤判的可能。要贊成廢死，這大概是唯一讓我動心的理由了。
然而，有些案子很大，以致於大家都希望看到涉嫌人為此付出代價，於是法官心中的證據法則、無罪推定，就很容易在緊張與壓力中崩解。這時候，誰被帶進法庭，誰倒楣。
2010年5月5日，退休法官薛爾毅投書《聯合報》。他說：「我做了幾十年刑事審判的法官，一定會碰到判死刑的案件。當然，我也在中學時期讀過歐陽修的《瀧岡阡表》，其中『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做法官者，焉有不知之理？不過我要發驚人之語，我寫死刑判決書時，根本沒有求其生的念頭。用一句火星文：犯罪犯得實在太『超過』了，都是非死不可的，我沒有想到其他。」
法官不是神，卻要去做「論斷人的罪」(只有神才能做的事)；一方面要承認自己有盲點，另一方面又要掌握全部現象；要不受輿情左右，又需要參酌社會輿論，減少自己受到矇蔽的可能；最後回歸自己是否洞見真相，回歸法院是否立於保障人權的程序正義！社會輿論雖有可能影響判決，但這也才更彰顯法官獨立審判的可貴。
司法院曾經統計，台灣從1999年到2008年，獲冤獄賠償者共有5435人，共計發出超過46億8千多萬冤獄賠償金。相信冤獄平反，卻未獲賠償的人，應該也不在少數。然而，臺灣號稱民主國家，卻仍存在龐大冤獄案件，國家必須花用人民的納稅血汗錢賠償。
「冤獄賠償法」規定，法官如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致生冤獄賠償事件時，政府對該法官有求償權。但事實上，司法院從未依法向失職法官求償，而理由通常是…
「承辦法官依據卷附相關事證，本於法律確信而斟酌取捨，憑以認定個案事實而為判決，均無違法採證及疏失問題。」翻成淺白的話語就是：「沒有失職法官！法官都不會也沒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司法官犯錯，老百姓買單，天經地義啊！舉凡國家賠償、政策買票，一概都是由老百姓買單，這在台灣早已是見怪不怪的現象了。
10年來，冤獄賠償5435人，竟然沒有一位不適任的恐龍法官。到底是誰負責監督，又是誰負責評鑑？如果只有自家人可以評鑑自家人，那不是球員兼裁判嗎？適任的法官幫不適任的恐龍法官擦屁股嗎？
再仔細看看1979年爆發的「第一銀行押匯弊案」調查報告，冤獄賠償被拒絕的理由更是一絕，說被告在處理押匯過程中，因有重大違失，致使法官檢察官合理懷疑被告有圖利廠商的意圖，是屬於《冤獄賠償法》中所規定的因自己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受羈押的情形，不得請求賠償。
已獲判無罪的被告，還須再證明無罪判決是「顯無犯罪嫌疑」，才能得到賠償！被告只要曾在偵查程序中保持緘默，或未積極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證據，或不論基於何種原因曾承認自己犯罪，都不能獲准冤獄賠償？
更離譜的是，有人因未及時遷移戶籍，無法順利收到法院傳票致遭通緝收押，這樣也會被認定是自己的重大過失，得不到冤獄賠償？
對於真正被錯關的被告，現行的《冤獄賠償法》設下重重關卡，結果演變成司法史上拖延最久獲判無罪的案件，延宕超過28年，嚴重侵害了人民「適時審判請求權」，竟也無法得到冤獄賠償，還聽任那些逆天行道的法官、檢察官僭佔閻羅王殿！
法治社會必須建立在真實的生活上，法律常識也必須走進你我的生活裡。如果你覺得自己只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小老百姓，如果你覺得這一切都是那麼地遙不可及，那法律就會成為法律人的禁臠，成為統治者貪污腐化、整肅異己的工具。一旦這個社會不再崇尚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時，損失權益的就有可能是自己；江國慶、紀富仁，這兩位奉公守法的小老百姓，就是最慘痛的例子！
版主：
「寧縱毋枉原則」，是法治國家信受奉行的普世價值。「寧可縱放十名罪犯，也不冤枉一個無辜者」(better that ten guilty persons escape than that one innocent suffer)這句話英國法律學者威廉‧黑石(William Blackstone)250年前就說了。
有關無罪推定、檢察官舉證責任方面，最高法院2003年台上第128號判例揭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200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不僅法官審判時應堅守「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於偵查時，亦適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