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5-2012黃佳平)
2006年為了抗議「集遊法」，筆者參與了一場至台北地院前吃「集遊惡法飯糰」及「集遊法解嚴」靜走活動。為了凸顯集遊法的 荒謬性，我們刻意避開了許多集會遊行的認定要件，以輕鬆詼諧的自發行動，讓到場的支持團體表達抗議。
例如，我們沒有擴音設備、沒有統一標語、沒有活動主持人，甚至還沒有阻礙交通。整場活動只有數十人在地院前廣場吃著飯糰（因為是中午），三兩成群地聊天（坐在地院前階梯上吃東西聊天不犯法吧）。
然而就在我與一位台北大學法學系同學聊天時，卻聽見現場警方認定我們是此次集會遊行的首謀，喊著我與另外一位同學的名字。稍後我們各自起身，以靜默且刻意地避開車輛與行人行進路線，進行靜走時，卻被警方攔下，造成交通阻礙。隨即，警方第三次宣告我與北大法學系同學，以及時任台權會會長的輔大法律系吳豪人老師，三人違反集會遊行法，後遭移送地檢署偵辦。
最後，我們雖獲不起訴處分，但從此案例中，可以看到現行「集遊法」給予國家機器便宜行事的空間。現場警方確實是「依法行政」，然而他們依的是集遊法中那些「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六日前申請」、「維護社會秩序」，以及各種集會禁制區的限制等等…。而「集遊法」26條中所闡明的比例原則：「集會遊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還是留給檢察官去判斷吧！
只是，對於人民現場已經失去言論自由，又豈是事後的不起訴可以彌補的？難道國家機器先在現場以「集遊法」阻礙人民的言論自由，事後卻又辯稱這些人都獲不起訴或無罪，這也可以說是對言論自由的保障？
集會遊行的重大意義之一，就是讓缺乏媒體近用權，或不識達官顯貴的市井小民，可以自發性且及時地對於發生在自己身邊的議題，進行集結反應。一旦這樣的權利受阻，事實上也等於違反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對於和平集會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