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檢察官為了抗議最高法院近來作出的決議與判決，而準備在六月四日到最高法院前靜坐，以表達不滿。惟檢察官的如此動作，真的站得住腳嗎？
但此決議卻遭到檢察官的強烈反彈，而認為，這只是在幫法院減少負擔，且法官將成為被告的實質辯護人，將失去司法該有的中立客觀角色。如此的反對理由，確實有其道理，卻也忽略了問題的根源所在。
長久以來，我國的刑事審判結構乃採取所謂職權主義，法官不是被動的聽訟者，不僅整個程序尤其所主導，在當檢察官舉證不力時，也得介入為職權調查，如此的審判模式，美其名是為公平正義，卻紊亂了檢、審的角色，而可能造成檢察官懈怠與濫訴，更違反無罪推定。
為了解決如此的弊病，在1999年的司改會議裡，即作出我國刑事司法必須改採當事人主義的決議，並在2002年，落實於刑事訴訟法的條文中。不僅強化了檢察官該有的舉證責任，同時，在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明文，所有證據調查以當事人聲請為原則，法院的職權調查只能是備位。所以，從此條文來看，法院不管對被告有利、不利，都不應主動調查，而成為單純的聽訟者。惟在此條文第2項但書卻又規定，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將對被告不利、違反無罪推定)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者，法院仍應依職權調查。此但書雖屬例外，但問題是，刑事審理，有哪種證據無關公平正義、又有哪種證據與被告利益無關？因此，如此的但書，已使例外成為原則，法官職權依舊，且證諸現實，為職權調查者，往往是對被告不利者居多，過往球員兼裁判之弊，仍未因此改變。
為了解決此困境，最高法院即在此次刑庭決議裡，基於無罪推定與公平法院原則，不僅再次強調檢方的舉證責任，同時，也將法院無邊無際的職權調查範疇，尤其是以空泛的「公平正義」來為被告不利的部分，為目的性限縮，而認為僅有在基於被告有利的情況下，才可為補充性調查。如此的結論，確實可以使法官回到單純聽訟者的角色，且也可促使檢察官必須確實的負起舉證責任，而可以有效防止濫訴。惟問題是，關於證據的認定，在多數的情況，仍必須調查後方能知曉是對被告有利，還是不利，且此種認定權仍屬法官下，實難防止恣意的產生。更何況，最高法院以具有實質拘束下級法院的刑庭決議，來修改法條文義，也已跨入了立法者的領域，而有違權力分立。
因此，檢察官對於最高法院的抗議有其道理，但卻忽略了，會造成如此結果的原因，檢方也難辭其咎。試想，若檢察官對於案件的偵查能確實，並能在起訴後，真正負起舉證責任，而能提供給法院明確且完整的證據，則法官何須再為職權介入？又一方面要求法官必須公正、客觀，卻又要求法官不能僅以調查被告有利證據為限，如此的訴求，又是何其矛盾？
此次院、檢間的爭執，不過是這十多年來，刑事司法改革所產生問題的冰山一角，藉由如此的機會，正是好好檢討這些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之道的良機，若仍只是口水，問題依舊，司法改革也仍在原地踏步。
檢察官不要再破壞體制了（05-14-2012張娟芬）
日前澎湖地檢署吳巡龍檢察官衝冠一怒，認為最高法院決議及柯居財案的判決違反公平正義，而預告六月四日要到最高法院門口靜坐抗議。
筆者於《廢話電子報》評論最高法院2012年第二次刑庭會議決議時已指出，該決議內容進步而體制錯亂。內容進步，因為審檢分立、各司其職，法院才有公平可言。 但體制錯亂，因為最高法院以「統一法律見解」為名，實質上凌駕了立法。諸位檢察官也認為最高法院有逾越分際之嫌，這一點我們看法相同。
但檢察官之怒，與其說是堅持體制，不如說是堅持「審檢一家」。陳瑞仁檢察官對記者表示，1998年「檢察官的五四運動」，就是抗議當時《法官法》草案未納入檢 察官；而六四靜坐是這一延續。這說明了檢察官的司法理想藍圖裡，是法官與檢察官一家親。最高法院決議是朝向「審檢分家」的一小步，因此干犯檢察官之怒。
司改理想已扭曲
「審檢分家」有何不好？陳瑞仁檢察官舉例說，倘若審判中出現新證據，法官職權調查後對被告不利，則依最高法院決議，該調查將成為上訴理由。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試問，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既然有關鍵性新證據，他為何不聲請調查？為何假設大多數檢察官均昏瞶至此，必然漏接，需要法官在他身後，隨時幫他一把？此例恰好可見檢察官對於「蒐集罪證」、「打擊犯罪」的職責，自我期許有多低。
歷史應當不會忘記，司法改革的第一聲驚雷，是高新武檢察官於1989年偵辦「吳蘇案」。吳天惠與蘇岡兩人是夫妻，吳天惠是司法院第四廳廳長，高新武發現兩人關說索賄的具體事證，決定拘提兩人，甚且抗命堅持偵辦到底。司法改革的薪火，從此在體制內外燃燒綿延。
我們懷念那個年代：檢察官無懼權勢，積極蒐證調查。但曾幾何時，檢察官的司改理想已經扭曲成審檢不分家，遇見長官好說話。君不見北檢續查江國慶案，先是對陳肇敏等一干高官不起訴，受社會抨擊後勉強續查；至今已經302天，但北檢像喝了淡定紅茶一樣，還在混！
檢察官長期負擔不人道的工作量，一個月手上有三百件案子是常態，說出來令人咋舌。檢察官的角色太重要了，其工作權益應受保障，我們一點都不反對。但《法官法》顧名思義就是規範與保障法官的；另立《檢察官法》才是不破壞體制的正道。
案件過量才該怒
檢察官應怒不怒：案件過量、勞動條件不佳，必然導致辦案品質低落。不應怒而怒：減少法官的職權調查是審檢分家的一小步，為何反倒想走回頭路？
檢察官以正義使者自居而破壞體制，尚有數端。監察院日昨才通過李復甸、趙昌平委員的糾正案，指出檢察官在起訴書內「具體求刑」，並無法律依據，憑的是行政命令。另一積非成是之例是，檢察官開偵查「庭」也沒有法律依據，《法院組織法》僅賦予法院有開「庭」之權。檢察官是否應自即日起改弦更張，以示對體制的尊重？
諸位檢察官大肆抨擊的柯居財案，現在發回高院更審中。檢察官如果真的尊重體制的話，怎麼會對一個未定讞案件下指導棋？這才真是破天荒頭一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