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經歷的兩種殖民

(05-14-2012一逸)

上午搭高鐵時聞思《被出賣的台灣》（第九章：台灣人的故事──覺醒的一年），帶著我回到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灣之前與之後的時空，和歷史的根與土再次連結，領受著過去台灣人祖先善良、單純、敦厚的個性裡，具備第一等公民的特質，這些，卻被外來政權一點一點地摧殘，怎能不心痛呢？

作者柯喬治說：「日本對於台灣的最大貢獻就是輸入一套法律和秩序，這套法律制度奠定了經濟與社會進步的基礎。…法庭裡受到尊敬，人民享有訴訟權利，在一般的鄉村生活裡，每一個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護，但是自從日本投降以後，這些保障也跟著消失殆盡了。」

國民黨「接收時期」的亂象中，有些小偷、歹徒是省長及高官的家屬，讓台灣人受不了，在報端揭發他們的醜行或告到法院去，讓他們丟盡了臉！

因為情勢所迫，陳儀不得不用具有漢文和日文兩種文字的台灣人做法官和檢察官，只是和他們作對的正是陳儀從大陸帶來的警察部隊，當時的警察機關共有13000人台灣人只有5600人，佔有43％，其餘的57％則大都是陳儀官署上下官員的大陸籍親戚朋友，既不懂日語，更不會說台灣話，許多更是乳臭未乾的年輕小伙子，熱衷於收紅包、拿小帳。市長控制了所有都市的警察力量，黃朝琴當台北市長，他請老搭當陳尚文當警察局長，黃的下屬與地下幫派或地方「鱸鰻」有所勾結。許多霸凌、冤案、賄賂…等畫面出現。台灣報社記載了警察瀆職、無能、貪贓枉法、惡行惡狀等層出不窮的事件。

1946年9月一位聯合國救濟總署官員巡視高雄監獄，發現本來只能容納100人的監獄卻關了700人之多，新進50個犯人因缺乏醫護照料而死亡，在七個月中，用在犯人的醫藥開支只有美金18元。一般警察為非作歹的惡風遍及全台灣的每一個鄉村鄰里！

1946年5月1日召開的第一屆參議會反對陳儀，作者說：「此時的台灣人不要求改變政府形式，只要求調動中央政府在台北的人事，要求恢復尊重法律的政府及合理的、保守的經濟政策，他們要求國民黨『弟兄們』停止無理的剝削。」年底，公眾的反抗增強了，公眾的氣憤開始針對國民黨腐敗無能的事實，因此，這些由人民選出來的地方代表開始公然對抗政府。

因為一向讓台灣人尊敬的「人民保姆」不再可以保護人民了，警察勢力和流氓勢力勾結，無辜善良的台灣人成了被凌虐欺負的對象，每個人的身家財產與性命隨時不保，人心惶惶，何去何從。透過參議會，台灣人謙卑的訴求，政府沒有回應；全台灣陷入了沒有法治秩序的苦難裡，苦痛迴向來迴向去，只見一片愁雲慘霧、黯淡無光、歡樂不再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