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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車站就遇到一湛。高等法院她已經去過了四次，就放心跟著她。
到達時，已經開庭，上方坐著三位黑色袍子上有寶藍色領邊和條紋的法官，正中央是審判長王敏慧，左側是受命法官劉秉鑫，右側是陪席法官崔玲琦。
雖然，一個案件的審判過程，由審判長主導，但受命法官負責寫判決書、工作份量較重，而陪席法官比較沒有實質上的職責（在此案中的受命法官，可能是別的案件中的陪席法官，這是法官們分配工作量的一種機制），但是，裁判結果，必須由這三位投票來決定，是為「合議庭」。
一個案件，通常會有「準備」、「調查」、「言詞辯論」和「宣判」的四個階段。今天，我們參與的，是徐自強案的調查庭，主要是傳喚已經被死刑定讞的本案共同被告黃春棋出庭作證。
但是，黃似乎已經打定了主意，不回答法官或是辯方律師的任何問題。受命法官劉秉鑫向黃說明，在本案中他沒有權利不作答，但黃很不服氣徐自強可以上訴、他卻沒有，法官說，針對他的死刑判決，黃可以有其他的救濟管道，但是，其救濟不在此庭管轄的範圍。
辯方今天的主要律師尤伯祥，則試著說服黃春棋，他要求黃作證的部份，有很多關係到黃被刑求之事實，跟黃的權益是有關係的，黃卻說：「請律師放過我。」
最後，尤律師還是把題目一個個清楚地陳述出來，儘管每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沉默，只剩下書記官在鍵盤上敲下的「不答」兩個字。
其實，尤律師的詰問是為了凸顯黃的證詞多次反覆、不足採信，而過去七審徐自強被判有罪的唯一證據，居然就是黃和另一位共同被告陳憶隆的證詞。
政治犯柏楊說：筆錄與自白書，是中華醬缸文化「口供主義的兩大支柱」。五千年來的訟獄，主要就是建立在口供主義上。聖明的帝王，為示現慈悲為懷，只要草民自己不認罪，絕不處罰。所以，如何要草民「坦承不諱」、「自動招認」，遂成為司法官員最大的挑戰，迫使他們不得不用苦刑拷打，他們說刑求是為了「幫嫌犯喚回記憶」。
這整個提問的過程，頗為漫長，因為每個句子的架構和邏輯必須很嚴謹，例如：「從84年9月25日晚間10:30被捕，到84年9月26日凌晨4:10做了第一次的警詢筆錄，這之間，你人在哪裡？在警局或是被帶出去？警察有沒有打你、威脅你、或以其他另你害怕的方式來對待你？」
這樣的句型重覆了很多次，只是改變了一些時間、地點的細節，從警局到地檢署、士林看守所，從警詢自白筆錄、口供，到健檢紀錄表，從刑求細節到犯罪情節。
聽著聽著，有時，我也分心了，去觀察庭上人物。
審判長兩度閉起了眼睛打瞌睡，大概累壞了。兩邊的受命和陪席法官，則聚精會神地隨著問題、翻閱著桌上堆得老高的卷宗。靠近我這邊，是檢察官，黑袍子上有桃紅色的領邊和條紋，沒看到他的名字，年約五、六十，男性，看起來卻像個沒事做很無聊的青少年，不時抖腳。跟他相對的，就是辯護律師席，依序是林永頌、尤伯祥和陳建宏，黑袍子上有白色的領邊和條紋。他們三位不時交換眼神、意見，總會有人盯著螢幕看書記官的紀錄是否正確，交互詰問時，會看著提問的對象，表達意見時，則向前看著審判長。
尤伯祥問完以後，換成林永頌律師上場，請求法院傳訊一些關鍵的證人和證物，包括調閱徐母、徐父分別拜訪黃春棋和陳憶隆時，看守所紀錄的談話內容，還有紀錄人黃承宏，因為當時兩位共同被告都有同意寫自白書、證明徐無涉案。
此外，之前的判決以徐子就讀的山腳國小學校日誌，以及醒吾中學回函說學校資料無從查證、只根據某位資深教師的說詞，就否定了9月1日為該兩校開學日的徐自強不在場證明。因此，林律師請高院確定教育部是否已正式回函，並傳訊山腳國小學校日誌的製作人，及確認醒吾中學的某位資深教師到底是誰。
此外，該刑案的專案小組之一內湖分局宣稱，作案贓車破案紀錄和徐、黃、陳三人的通聯紀錄，以及警局詢問黃、陳的錄音，都因為淹水而消失了。林永頌律師，請高院向專小組的三個單位重新調閱完整資料。
聽完他的請求，審判長馬上說，某些資料不予採用，且某些資料也已經要不到，於是逕行宣布，可以定言詞辯論庭的時間了。
這時，我還搞不清楚狀況，只看到林永頌律師強烈抗議：「這是審判長一個人或是合議之後的意見？」審判長先是支吾其詞（她講話很小聲，常常豎耳傾聽也聽不清楚），但在眾目睽睽之下，她宣布：休庭三十分鐘，讓他們三位有評議的時間。
休息時間，司改會秘書蕭逸民解釋說，因為《速審法》的壓力，審判長想要趕快進入辯論階段，因為辯論後，只需要兩週時間，就可以宣判了。通常一審要花上三、四年的時間，這次更八審三月底才開始準備，四月進入調查庭，如果真的如審判長所願，在5月19日前宣判，這麼快速完成審理程序，將會是史上罕見的。
林永頌律師看出，審判長並未與兩位法官討論、就做出決定的破綻，所以，才會成功迫使審判長踩剎車，宣布休庭半小時。
今天，是徐案的更八審，更是更新的意思，也就是說，每次審理都是重新審理，受理此案的法官，必須完全歸零，不帶成見地獨立審判，而不是接力審判。但是，很明顯地看到，這位審判長，對於對徐自強有利的各種不在場證明，都不予以考慮，感覺已經不中立。今天，如果我是第一次來認識徐自強的案子，我一定難以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這就說明了，法院對更八審的態度，並未遵守「重新審理」的規定。
蕭逸民解釋說，台灣的法官，處在一種金字塔式的官僚架構，審判時，有來自上頭的層層壓力，而無法獨立。而美國的法官，是變形蟲式的，每位法官有自己的團隊，不必對上頭負責，審判獨立。
我想到「二次金改案」第一審陳前總統獲判無罪，四天後(2010年11日9日) 馬英九宴請司法院正副院長和秘書長，「提醒」他們「司法判決不能自外於人民」，第二審改判他重罪。
有人問，除了台灣，還有什麼國家是這種金字塔式的官僚架構呢？蕭逸民回答：日本、德國、法國都是，但是，他們都引入了陪審團制度，達到「去官僚化」和金字塔的扁平化，所以，在台灣，我們要努力推動的，就是人民參與審判。今天，各位來到這裡，都是在學習如何做明日的陪審團。
他後來舉一個例子說，立法院通過了身心障礙者可以透過考試服公職，但是，行政體系，又有身心障礙者不得服公職的法令，於是，造成了很多身心障礙者有公務人員資格卻沒有工作的奇怪現象。這就是「行政抵抗」的一個明顯例子。
《速審法》雖然在立法院通過了，司法體系願不願意遵守？會不會陽奉陰違？還有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