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4日 星期二

學什麼樣的日治(據)史?

(09-04-2012馬赫.起南)
打開歷史教科書,只要比較所謂的清朝與日治/據兩個部份,就會發現一個很明顯的相異處:我們學習了台灣清季的內地史(內地/métropole,即宗主國),但日治/據的內地史就毫無涉獵。如果,我們承認日本國對二十世紀台灣之影響重大,遠甚於清國之於19世紀的台灣,那為何反而要避免去了解當時的日本呢?
這樣的選擇性學習,絕對是來自筆者在《台灣學生該學什麼樣的中國史?》一文中所批判的天朝觀,在此必需再強調一次:將漢本位的種族意識藏在教科書裏,對於我們的共和體制絕對是個危險的動作。
切割掉內地的殖民時期認識,並不只出現於台灣教科書中,也存在西半球戰後的史學研究裏;隨著戰後獨立運動的興起,原本帝國史作為內地與殖民地所共享的完整體,頓時拆解兩半;以法語圈為例,在法農(Frantz Fanon)「遺忘歐洲」修辭的路線下,前內地(法國)成為遙遠的國度,宛如這些新民族國家當年所遭遇的,只是殖民政府的操弄;而法國以布勞岱爾為首的史學派,也將前殖民區塊改定位為文化研究的對象,而少有投入。
90年代開始,這種涇渭分明的研究方法受到很大的批評,新帝國史學(new imperial history)認為不論是內地觀點或獨立國家觀點,皆是單義的歷史認識(histoire univoque),當年人員、知識、經濟與行為模式上雙向互動頻繁,所以用現在國界框架去區分原本的完整一體,根本就是脫離史實;而且不只是殖民地,甚至於內地,都應該鑲嵌於帝國系統內思考。
在該史學派重要的出版物《帝國的張力》一書中,即引導提問:「歐洲是如何經由殖民地才得以建立起來?而殖民區塊又是如何被歐洲內部的衝突所形塑出來?」
也同在90年代,因批判歐洲中心的世界史所產生的連結史(histoire connectée),也為理解帝國史的肇始提供了新的工具。此方法認為帝國征服不是一種文化特徵上的必然,而是一種諸多局勢構成的巧合,這個巧合尚且是一種彼此適應的過程,實現該雙向適應,不僅得仰仗一些游走在自我認同與帝國效忠間的角色,還必需建構出一些混血的思想與操作模式;於是,帝國擴張,絕非古典鉅史觀所描繪那種大軍壓境四海的景像。
回到台灣歷史教科書的討論,就日治/據時期部份,若我們願回應這二十年來西方的史學改革,那所應教授的內容,不該再是「一部台灣所被迫接受的日本殖民史」,而應移位至「一部台灣所(被迫)參與的日本帝國史」。目前自囚於傳統的殖民史,不僅正是上述所言之單義的歷史認識,更是廣義台灣史之重大缺漏。
這個重大缺漏,來自於台灣人於日本帝國布局中有其特殊角色,如果類比於法蘭西帝國,台灣人扮演著法屬加勒比海人的角色,如果類比於大英帝國,則是坦米爾人:這些人都不能被視為單純的被殖民者,因為同屬被殖民先驅,爾後都以專業者或公務員身份,成了帝國擴展的得力助手:法屬加勒比海人進入非洲、坦米爾人進入斯里蘭卡與新馬、台灣人則進入滿洲國與華北。此類台灣經驗在傳統殖民史書寫中,一向被忽視或邊緣化。
當然,重回帝國史,絕對不是大日本帝國教科書的回魂,相反的,是對其強烈的批判:批判其軍國主義與對殖民地的壓迫、批判其內地中心主義、批判只側重台灣對日本的依賴、批判交流描述僅著重於單方向(內地往海外)、批判台灣對於建構出日本帝國(不僅是內地)份量的低估。
這些批判再延伸下去,甚至可以讓我們重新認識日本這個前殖民主:透過當年殖民過程的相互適應,包括人力、物力、知識力等等的流動,日本為世人所稱頌的現代化經驗裏,究竟有多少是台灣貢獻於其中呢?
更進一步,這個帝國史的學習不該以18951945為限,還必需往前、往後延伸。
往前的部份,日本作為東亞現代化的震央,欲了解台灣如何成為殖民地、以及其社會經歷了什麼樣的國家化(étatisation)與現代化,都不能不溯至明治維新;這一點甚至連學習中國現代史也需所有涉獵。
在往後的部份,台灣的後殖調整(reconversions postcoloniales)無異於新獨立國家,殖民主的離去並不代表兩地經濟與技術交流斷裂,就許多產業,其實比二戰前大部份時間還熱絡許多。
有學者提出「亞洲作為方法」,思索擺脫西方學術宰制的可能,就歷史學習這一部份,策略不是「去帝國」,而且應是以批判的角度「再帝國」,讓非內地觀點的日本帝國(不只是內地)成為我們的基礎歷史知識,配合筆者之前所提倡中國史認識的革新,台灣將可自顯為東亞兩個最重要文明圈的交集點,要談「亞洲作為方法」,放眼四海,台灣學子將會是最有潛力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