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藉由保密分案，以使承辦法官的身分受保密，而可防止關說、威脅等情事，但如此的目的是否真能達成，從此制度實施超過半世紀來看，似乎難以得到證明。
在威權體制時代，司法權根本難以獨立，如此的保密制度，不過是聊以自慰的安定劑。而於現今，司法權雖較過往獨立，但在面對有權者干預審判時，是否真能築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防波堤，實得打個問號。尤其是在承辦法官受此制度保護，而難以受監督的情況下，不僅易生恣意與專斷，更難防止法官「曲承上意」來為判決。
而從此次楊前院長的發言來看，其之所以強烈堅持保密分案的原因，正在於有權者關說的情況仍相當盛行，而因此認為，只有等待關說文化不再，保密制度自可廢除。但在臨去秋波之際，楊前院長對這些來自四面八方想要關說的文件，卻選擇沉默以對，實讓人感到驚訝與不解。因有權者來關說案情，並非全然合法，而可能涉及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而應依同法第22條，據情節輕重為行政懲處或刑事處罰。
既然如此，最高法院院長在面對如此情事時，理應向檢察官或監察院為告發，怎可捨此途徑而不為，而沉默以對？如此的作法，不啻是在保護這些有權有勢者，而更助長關說之歪風。
台灣的關說文化確實嚴重，楊前院長的發言，不過證明了此種現象的存在。
惟在此時，該思考的重點，應是如何消弭與抑制此種歪風，而非死守陳舊的保密分案制度不放。
身為最高法院院長，在面對有權者關說時，若選擇消極以對與忍辱負重，恐喪失抑制關說歪風的先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