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6-2011一三)
身邊有許多深藍朋友，他們多已退休，小孩也長大了，衣食無缺，日子過得很安逸。日前，與深藍友人談到了世間公義。朋友關心的是殘障與孤兒，他準備按月捐款給慈善機構，她的太太則加入了慈濟志工行列。
據我所知，很多泛藍朋友都有著類似的情感出口，但對現今的憲政結構與民主發展卻始終保持沈默。
日前參訪基督教長老教會，當黃哲彥牧師談到佛教時，肯定慈濟對災民的照顧，但也希望佛教能多關心台灣民主的發展。言下之意，也就是時下「你丟我撿」式的慈善事業只能治標，並未真正觸及到社會問題的核心。黃牧師語重心長的一番話，改變了我對「長老教會」的既定印象。
在台灣，一般人談到宗教，總脫離不了「佛教與世無爭」、「激進台獨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民間信仰很迷信、很低俗」等印象。這就好像想到台灣人就是赤腳卑微、吃檳榔、啃甘庶，而在媒體出現有地位、有學問、有氣質能說話（「國語」）的都是外來的族群。例如：電視公益廣告中，舉凡禁煙、關懷少年、臨終病人的大好人，不都是孫越、馬英九、張小燕…等人物？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國民黨的黑手也伸進了啟發人類智慧的宗教裡？
國民黨流亡台灣，除了帶來百萬外來族群與統治階層的軍政大員，也有一批親國民黨的中國和尚所組成的「中佛會」跟著遷台。日據時期的台灣，僧侶住持的佛寺不多，且與當時的政治、權力並沒有什麼關連。
50年前，李岳勳先生研究禪，被情治當局取締，理由是「禪屬日本宗教」。這些情治人員為了「去日本化」、「去臺灣化」，對於與臺灣人生命力有關的「禪」有著極大的疑懼！
伴隨著戒嚴與白色恐怖，國民黨全面壓制本土佛教，凡寺院、佛堂人員須接受「中佛會」公開的傳戒儀式才能擔任主持，當國民黨控制了傳戒權，台灣佛教自此全面「中國化」。
師大莊萬壽教授在《台灣文化困境與國民意識建構之芻議》一文中，談到了佛教在台灣發展的亂象…
「1967年，一位隨軍而來的江蘇和尚，買下高雄大樹的大片山坡，捷足先登建立他佛光山的王國。同時有一位本土的尼師在東部一步一腳印的耕耘，亦創立她的慈濟功德會的世界。」
「1987年解嚴，恢復了寺院傳戒之權，揭開了各宗教門派，各顯神通的序幕。所謂『四大道場』即繼證嚴的慈濟、星雲的佛光山後，又出現了聖嚴的法鼓山和惟覺的中台禪寺。這兩位軍人出身的禪修者因緣際會，得以交通王侯，若陳履安等名流的學禪，再經媒體的吹噓，幾乎一夜之間名滿天下。」
「隨國民黨軍來台幾位大師，遠的不說，在近二、三十年中在高壓的戒嚴年代，基本上完全是站在統治者利益，何曾關懷過台灣人民與土地的永續發展？在國民黨本土化之後，舊勢力更需要這幾位大師來「作之君，作之師」，左右政局，引導價值。尤其他們手中擁有少則數十萬，多則百萬的信徒，所有黨派的政治人物又能奈何我？所有台灣派的政治人物幾乎全被這些教閥制肘拴住。就這樣挾信徒以號令天下，台灣人只能俯首貼耳，唯命是從。」
「當大興土木，廣闢許多分院之時，這些教閥對水土的破壞，對山林之砍伐，非尋常小廟神壇可比，惟覺在萬里竊佔公有山林建靈泉寺在先，又不顧專家反對建亞洲最大禪寺在後，而佛光山買遊憩的山林地大蓋違章大廈，用公用墓地建靈骨塔圖利，大量信徒遊客垃圾對高屏溪的污染老早不是新聞。而法鼓山亦不讓中台專美，佔地60甲，以12億建大寺院。不斷的搶土地，不斷的要發展，台灣大地因有佛陀而哭泣了。」
40年前，李岳勳在其所著《禪在台灣》一書中，早已預知台灣佛教的困境…
「學禪並不是要成為職業宗教家，而是在具備一個無我的人格去做無私的生活行為。但是中國禪宗的傾向，『學禪』却變成要成為職業宗教家、取得政權的庇護、受人尊敬、逃避社會義務的手段。」
李岳勳心中的「人格者」，不必披剃穿袈裟，也不必戴冠穿袍，然其思想見解早已擺脫了時代看待事物的框架；他富於批判思惟，敢向任何權威或威權挑戰；他不求名利或聞達，也不畏權勢。李岳勳心中的「禪在台灣」，遍地蟬殼，隨便撿一個，耳畔搖一搖，活在的蟬就會透經遍地的蟬殼奏鳴出來。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高俊明牧師做到了，他對台灣的奉獻，遠非這些空有名位的「大師」所能及。我在他身上看見了：台灣人不會說教，因為在他們而言，作一頭水牯牛的生活全部就是「現身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