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著「雪山下的火焰：一個西藏良心犯的證言」，這既是班旦加措(Palden Gyatso)曲折的自傳，也是西藏半個多世紀命運的縮影。1959年，中共軍隊對西藏動武，達賴喇嘛被迫流亡海外，大量藏族僧侶被捕入獄。班旦加措雖然沒有參與抗暴運動，卻因拒絕出賣師長而被捕入獄並被判刑七年。在獄中，他又因無法忍受饑餓企圖逃走被加刑8年。15年刑期坐滿，班旦被「留場就業」十年。1983年，在剛剛獲得自由三個月之後，又因張貼主張西藏獨立的大字報而再度被判刑八年。1992年，班旦終於逃離西藏。此後，他以一名良心犯的身份向世界民眾講述西藏人民的遭遇，講述中共政權在西藏從事的宗教和種族迫害的罪行。
書中陳述著中共如何不容藏族文化和宗教傳統，「從一開始的懷柔政策到最後的圖窮匕見，西藏毫無還手之力，只有被動接受的份。中共致力於摧毀西藏的社會體制和宗教信仰，將階級鬥爭的觀念強加給西藏人民。」他寫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一名中國軍官把僧侶們的衣物堆在庭院裏，一邊是富裕僧侶的衣物，一邊是貧寒僧侶的衣物。這個中國軍官從富裕僧侶的衣物中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厲聲追問道：「這是從哪裡來的？」僧侶們回答道：「羊毛。」簡單的答覆把對方愣住了，原來中國軍官希望得到的答案是「這是富人剝削窮人得來的」，而圖博人以一種單純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不願意把別人當作敵人，單純直心的回答自然難以讓中國軍官如願以償。
在西紮奇監獄裹有30名女政治犯，其中27名是尼姑。班旦觀察到，在被審訊的時候，很多尼姑被迫脫光衣服，赤身裸體站在那兒，警衛們在她們面前走來走去，手上拿著電棍做出各種猥褻和挑釁的動作。這一惡劣的做法，不僅無法剝奪被害人的尊嚴，反倒展示出加害者的邪惡，班旦寫道：「想到這些尼姑所受的污辱、恐嚇和殘酷的毆打，對於她們的堅定勇敢，我特別感到尊敬。」
在獄中，班旦寧願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也不願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學習、鬥爭會和批判會。經歷了饑餓、禁閉、半年手銬、兩年腳鐐、吊樑毒打、電棒捅進嘴裏，班旦最痛苦的經驗是「出賣和檢舉他人，這就造成有些人對難友的指控和子虛烏有的誣陷。我最怕這種批鬥和獎懲大會，說了假話害人，不說假話害己。但是一開始害人，害了一個，就會再去害一百個，精神就墮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個人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傷了（如果不死）還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潰，就永遠失落了。」不管苦難有多大，真正可以讓人屹立不搖、撼動不了的就是「不欺不妄」的中心線啊！
班旦的苦難橫亙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包括胡趙時代）和江澤民時代，直到90年代初逃離西藏才得以結束。獄卒用電棒塞進他的嘴巴、將他的牙齒全部打掉的暴行，就發生在以開明著稱的胡耀邦時代。班旦的經歷證實了：在80年代初，雖然胡耀邦曾經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但中共當局對西藏人民的迫害並沒有明顯的收斂。胡耀邦一個人無法改變中共整個體制的暴虐、瘋狂和蠻橫的本性，因為中共統治下的苦難是一致的！
在班旦的回憶中，他沒有絲毫的仇恨和怨毒的心態，他的講述充滿了平靜與寬容。即便談到那些曾經用酷刑對待他的警察，他對他們也懷有深深的憐憫，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無論環境如何險惡，班旦都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和心靈的自由，他驕傲地宣稱：「手銬腳鐐並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帶給我心靈的平靜，肉體的折磨只是牢獄之災加在身上的印記，我依然有能力讓自己的思想自由翱翔。」
看到圖博人的苦，很難不感覺到苦，深深感恩許許多多的人為世間苦難的承擔，班旦活著是為了見證法，呼喚更多有緣的眾生一起來關懷，此刻願意用一種面對苦的態度，願意用更放鬆的態度，讓這個苦來打開自己原來不能承擔苦的心量。
師教導：「一直把無始劫來的苦放在心上，我們才知道生命的目的是什麼，才知道生命的目的不只是眼前三餐的溫飽，不只是個人的生死，這是非常寶貴的教示。生命的目的是，整個世間的苦難如何透過宗教的理解與修證，而獲得一種特別的洗滌與紓解。宗教行者一直把世間苦難放在心上，一直把自己活著的目的放在心上。由衷對待、全心全意的愛、無條件的愛，常常是我們在面對世間苦難的黑暗處時，內心所燃起的一種心燈，這種內心的聖火，就是慈悲喜捨無量心的根源。」
版主：
三年前，日本人楽真琴(Makoto Sasa)根據這本書拍成紀錄片《雪の下の炎》
(Fire Under the Snow)
今日國際在前往中國淘金(廉價工資)的熱潮中，有很多國家覺得他們「負擔不起」以人權挑戰北京，怕會招來經濟上的報復措施，他們對西藏(圖博)的支持，漸漸減弱。然而，班旦加措(Palden Gyatso)喇嘛的人生故事，超越了宗教與政治運動的範疇，與我們生命受苦的經驗互相呼應。他忍受苦難，但不因此頹喪；前後遭遇33年的關押後，他已成為中共眾多殘酷「古拉格」的活見證，他是死去藏人的代言人。他的一生經歷了太多失敗與挫折，與年輕藏人相比，他更樂觀。
班旦加措今年78歲，在達蘭薩拉的聲望頗高。在流亡藏人中，他是最年長的政治犯，坐牢時間也最長。
「我堅信，爭取西藏自由的鬥爭終將成功。年輕藏人充滿朝氣，辦事果斷，他們也不害怕去抗議、去示威。我們藏人，不會因為中國在國際上越來越有權勢，而放棄為我們的家園而鬥爭。」問及他的樂觀來自何方，他說：
「我樂觀是因為西藏有著悠久的歷史。有次我去美國，在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莊園中看到一幅當時的世界地圖，那上面西藏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那就是那個時代的通用世界地圖。這一切還會再次成為現實的。
2010年一月初，在美國舉辦的棕櫚泉國際電影節上，藏人丹增索朗(Tenzing Sonam)與妻子利圖薩然(Ritu Sarin)以攝製的紀錄片《烏雲背後的太陽 (The Sun Behind The Clouds: Tibet's Struggle For Freedom)》參展，被中國導演陸川以退出電影節的方式表示抗議。
這部電影談到達賴喇嘛為他的喜馬拉雅故鄉爭取自治，過程中遭受種種磨難。
陸川 曾在2004年以紀錄片的手法，拍攝過西藏題材的電影《可哥西里》，向觀眾全面展示了藏羚羊的生存困境，本來他要以反映1937年日軍對南京殘酷佔領的《南京！南京！》參加電影節，他對記者說：「我…第一時間就做出了反應，要退展。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我們的態度是必須的，沒任何商量餘地。」陸川認為這是一部宣揚「西藏獨立」的電影。
這部電影談到達賴喇嘛為他的喜馬拉雅故鄉爭取自治，過程中遭受種種磨難。
陸川 曾在2004年以紀錄片的手法，拍攝過西藏題材的電影《可哥西里》，向觀眾全面展示了藏羚羊的生存困境，本來他要以反映1937年日軍對南京殘酷佔領的《南京！南京！》參加電影節，他對記者說：「我…第一時間就做出了反應，要退展。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我們的態度是必須的，沒任何商量餘地。」陸川認為這是一部宣揚「西藏獨立」的電影。
針對《南京！南京！》退出影展，一位加拿大觀眾寫到，中國譴責日本對南京的入侵和佔領，卻不願面對他們自己對西藏的佔領和鎮壓，是典型的雙重標準。另一位觀眾也寫到，北京決定退出影展以回避批評，削弱了他們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控訴。
在中文推特上，媒體人趙靜評論：「對陸川退出美國棕櫚泉電影節我只有一個看法：這麼發展下去，中國大陸導演還能到哪一個國外電影節參展？海外藏人無處不在啊！這哪是捍衛國家利益，這是潛逃呢。」
在中文推特上，媒體人趙靜評論：「對陸川退出美國棕櫚泉電影節我只有一個看法：這麼發展下去，中國大陸導演還能到哪一個國外電影節參展？海外藏人無處不在啊！這哪是捍衛國家利益，這是潛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