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雖是充滿殺戮與爭議的歷史教訓，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台灣最珍貴的集體記憶與歷史資產。可惜的是，每年的這個時候，「二二八事件」常常被再次提起時，所呈現的面貌幾乎是台灣本地人（本省籍漢人）與中國外來台者（所謂外省籍漢人）的專利品，或停留在政黨意識形態間的爭鬥口水戰。
台灣的原住民族事實上也參與在此事件中，如阿里山鄒族高一生先生指揮鄒族青年參與事件，後來包括高一生本人在內的許多鄒族人均慘遭殺害，導致鄒族對於反抗的記憶留下悲憤與恐懼。
花蓮地區的眾多犧牲者中也不乏原住民，例如秀林鄉太魯閣族的林明勇受難經驗令人看見「二二八事件」中的「花蓮原殤」，但在普遍性的重西部、輕東部以及族群權利影響下，花東地區的「二二八」之多元族群參與樣貌卻也被單一化了。
「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 幾乎都是男性，然而在親屬中衝擊最大的莫過於他們的家人，尤其是母親與妻子。在官方記載下，我們幾乎看不到這些受到影響最深的人的身影，例如花蓮縣鳳林張七郎父子的家屬在口述歷史提及：「一輛蹣跚的牛車，卻在燦爛的晨曦中載回青天霹靂的絕望──三具血跡斑斑，沾滿泥土，並且冰冷的軀體。
一個是當國代的丈夫，兩個是繼承父親醫業的兒子，剎那間，眼前除了黑暗，還是黑暗，今後將不會再有其他色彩了！」光是想像這些年輕守寡身懷遺腹子的婦女或是這
位喪失丈夫與兒子的台灣客家女性，在頓失經濟後盾下又需要堅強面對白色恐怖，遭遇不僅令人動容，甚至可以成為台灣歷史價值與世界級的文學創作來源。可惜的是，事隔數十年，多數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停留在接近單一性別與族群上衝突政治上，而忽略了對整體社會的深遠影響。
「二二八」讓每一代台灣人都背負著這數字與事件，因此不管用什麼態度去面對，事件本身還是一代一代傳下來了。詭異的是，許多台灣人還是寧願把這事件真正意義用鴕鳥心態來迴避，即使在學術界中，因為肅殺陰影與事件之敏感性質，研究者自我恐嚇或硬是被套上政治標籤，使得豐富的研究題材與重要歷史意義成為禁忌，研究者被標籤化與妖魔化，使這一影響台灣社會深遠的事件成為看不見的巨人。
國族建構的工具…
建構認同事實上就是在歷史中找尋值得的共同記憶， 以台灣來說，「二二八」絕對是每一個台灣人都可以擁抱的重要歷史記憶。不過，一個歷史事件如果沒有透過大眾的參與鋪陳，沒有藉由多元的方式去顯現，沒有經由各階層與族群的觀點去傳播，像「二二八」這樣一個曾是禁忌的歷史事件，很難從邊緣的位置走向中心來發聲，甚至以此作為一項族群和解與國族建構的工具。對於處在一個被普遍性的台灣意識啟蒙下成長的我們，「二二八」的記憶不應只是定位在特定族群感到興趣或視為禁忌的歷史事件，而應該是個豐富台灣經驗與共識的寶貴資產。
更重要的是，如果讓直接或間接經歷過故事的主體發聲，成為一個價值中心，也讓後代的人透過此一事件的故事述說而獲得啟發，「二二八」可以成為族群和解與集體記憶建構下的國家認同工具。
如此，我們可以因而發現事件中的多元台灣價值，也因為不同層次的視野角度，有更多的豐富資料可以看
見與紀念屬於台灣每個人的「二二八」。就讓屬於每一個台灣人的「二二八」在不失真的故事述說下，容納更多元與正面教育的聲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