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張超英先生口述的回憶錄《宮前町九十番地》，終於了解原來在台灣的這塊土地上，有這樣一個人對台灣在外交上很有貢獻，是屬於幕後工作，卻鮮為人知！如果不是閱讀這本書，我是不會知道有這位值得敬佩的前輩。
宮前町九十番地，大約是指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2-114號台泥公司對面，錦州街到民權西路間一塊占地一千多坪的地方。這是張超英的老家。現為華南銀行圓山分行。
這本書由陳柔縉執筆，張超英口述，花費了12年才完成。張超英先生1933年出生於煤礦世家，看封面一副風流倜儻的照片，就知是昔日台灣社會「阿舍」、「黑狗兄」這類人物。書裡面由一件件成長過程、工作成就的小故事串連起他的不虛此生。13歲那年跟台灣首富林熊徵一起吃麵，隔天林熊徵過世，體會生命無常。…開「蔣公」的座車兜風；59歲還學開小飛機…。
回憶錄談到他的祖父母給他的愛。祖父張聰明以礦業致富，初中時，張超英偷戴祖父的百達翡麗名錶(Patek Philippe)出門游泳，出了泳池之後，名錶不翼而飛，祖父除了搖搖頭，也沒多說什麼。上幼稚園坐人力車上學，每天由奶媽陪同，祖母每天讓奶媽隨身帶10圓，是給他的零用錢，方便他買玩具、糖果，當時奶媽一個月的月薪才12圓。就讀成功中學時，父親花了四五百美元請人從上海帶了一部速克達給他，他常常騎著這部機車風馳電掣，警察不但找不到法令可以管他，就算要抓他，以警察「鐵馬」的速度，也追不上。
祖母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麥甲人計較」。「她常告誡我，我們能給予別人，就是上帝賜福；能讓別人佔便宜，表示我們擁有，所以萬事不要計較…。在許多重大的轉折，我知道要為自己永恆的生命價值爭什麼，而絕不是去跟別人爭金錢和位置。」其次，是字典裡沒有「不可能」的事，憑著這種精神，無論是在多嚴峻的大環境，他總可以運用靈活的頭腦為夾縫中的台灣求取利益，離開日本前，日本外務省主管台灣事務的官員告訴他：「你來日本，我們很『迷惑』。」日文的 「迷惑」（めいわく）漢語拼音讀meiwaku(接近河洛語)是帶給別人困擾的意思。又說：「可是，從你們國家的角度來說，你很偉大。」
日據時代，父親張月澄因憧憬「祖國」、從事抗日運動被捕下獄，戰後盼來了「祖國」，卻遇上國民黨軍政府殘酷手段的鎮壓二二八事件，為追求台灣人的民主自由，他的朋友們(台灣的精英青年)一個個被處死，他也被抓去關了兩年才釋放，但從此抑鬱而終！
張超英自小接受台港日多國異地的教育，磨練出多國語言能力，也讓他更堅信民主的價值而願意無怨無悔地為台灣前途奮鬥一生。
他不選擇成為海外的獨派大老，卻考進了新聞局當公務員。他對台灣的愛與付出，值得禮敬，書中有一段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時，他對台灣的前途有獨到的的看法與立場：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保持台灣的自由民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產國家跟他區別沒有什麼不好！如果中國要統一，但是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我當然反對，這是我最基本的立場。」
「當時中國的人口好像只有七八億，但是台灣並不屬於他們的一部份。我曾聽說許多國家的政治人物都勸蔣介石成立台灣國，例如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就曾經提過這件事，不過蔣介石聽完後看都不願意看他一眼，假如當時台灣能留在聯合國，今日的困境也就不存在了，結果我們選擇退出(聯合國)，這個決定對不對就留待後世來評斷。」
張超英剛就任東京新聞處長之初，台日之間的關係非常冷淡，台灣的人事物想要在日本主流媒體曝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兩度出任「駐東京新聞處長」，他運用流利的日文與熟悉日本文化精微之處，努力連結日本主流媒體，因為他的穿針引線，促成前總統嚴家淦先生見到《讀賣新聞》的小林社長；宋楚瑜巧遇日本首相中增根康弘；還把李登輝總統的新聞送上了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1998年促成日本名記者來台採訪李登輝總統而出版的《台灣的主張》一書。
也許是他不按排理出牌的人生精彩無比，也許是作者直率而富有感染力的筆法，這本回憶錄讀起來特別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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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代，1934年，張超英的父親張月澄將自家洋樓以象徵性的一圓日幣租給「中華民國」駐臺總領事館。1938年2月1日，中日戰爭爆發，領事館在最後一批回國的「華僑」離台後，正式降旗關閉，館員開始撤離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