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本書，那麼，掩埋在1947那一年的塵土血漬下的書有多少？五十年的噤聲，壓抑，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圍中，無端端被捲入的受難者，又有多少？翻閱不完的影像只要隨手一碰，很難不讓人在揚起的塵埃中嗆出淚來！
「她們天天問神，求到好籤就滿懷希望，求到壞籤就心情黯淡。」
1948年二月二十八日廖政德用毛筆寫信給住在東京的弟弟，告知父親廖進平人間蒸發的消息。
收信人潛德是他最大的弟弟，兩人一起就讀台中一中，又一起留學東京，1946年回台時，廖政德抱著再回東京畫畫的心態，誰知發生228事件，父親失蹤，使他重返東京成為畫家的夢隨之破碎。所以留在東京的書籍、圖畫、繪畫工具，只好委託弟弟處理或丟棄，信中對家庭劇變無一句怨嘆，只提醒弟弟要用理性分辨真相、用智慧面對事實；其實，這是對他自己說的一句話。從寫信這一天開始，他沉默了40年，在濃重的228陰影中。
如何昇華恐慌、與對父親無止盡的等待？如他對弟弟說的：「我相信父親依然健在」，這樣的一份編織在畫裡沉潛的希望，內斂濃郁的情感為他的畫注入了令人傾倒的藝術內涵。
「她們像一粒種子，在濕黑的泥土裡，問春風。」
1992年，廖德政受林宗義先生（二二八關懷聯合會會長）所託，於2月27日 舉辦一場以台灣畫派為主的展覽，目的是面對歷史傷痛，期待台灣新文化的誕生，三個多月的籌備期，做事和畫畫一向慢吞吞的廖德政，卻異常的積極、迅速，彷彿一股莫名的神力推動著他，靜止不下。
像一顆土裡的種籽，繪畫美術在白色恐怖下的演發和內在世界，就像巴黎畫派在戰後的形成背景那樣。
1947年之前的台灣本土畫家，傾向以和平、笨拙的低調反應生活中的黯淡，他們不能用向日葵表現大自然，不喜歡用紅色表現熱情，更沒有能力用活潑的筆觸表現人在大自然中的自在歡欣，說到像畢卡索那樣畫西班牙內戰、像宮廷畫家哥亞(Francisco Goya)那樣記錄槍斃的暴行，在台灣現有的作品裡，是無可探尋的。
傷心的靈魂被刻意掩蓋了，它們像一粒種子般，被深深埋在濕黑的泥土裡。春風會招來雨水嗎？
運命鑄成的「本土繪畫」最吸引人之處，是他們表現了相同的情感：和平、笨拙以及一份無從啟齒的哀怨，它可能是寫實的、抽象的、野獸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表現，但藝術本質是共同的。
二二八事件直接或間接的受難家屬甚至全島人民絕口不提此事，在持續40年的白色恐怖之下，緊緊鎖住悲哀、驚惶的心情，表現在畫布上的，是一份被扭曲過的和平，一種無可自主的笨拙，這種逃避形成一股暗潮，其中隱藏的意念，卻是不言而喻。
一場劇烈的傷痛，必將爆發出等量的情緒能量，這股力量如果投射在繪畫美術上，將會形成甚麼局面？廖德政說：「畫畫使我忘記許多悲哀，生命的尊嚴，卻無法在我心中消逝，所以我在畫面上提出許多美景，希望有一天，終究能實現。」「臺灣人長久以來，好像是被關在竹籬笆的雞，日日看見廣大清澈的天空，卻只有地上兩腳步的自由，不敢偷跑，只有寄望竹籬拆除，早一日享受真正的陽光。」
有人說舊傷不要碰、不要提。
是否當年為追求幸福而付出性命之台灣菁英的心意也要一併忘記？他們的犧牲能不能喚起今日我們對人權和自由的深層認識、以及追求的決心？
埋葬二二八的記憶，就是埋葬追求真正自由幸福的決心；當我們在這場歷史悲劇中重新站起來時，二二八有一體兩面的意義，一是很強的悲劇、一是很強的再生能力，憑藉這份獨特力量的延續和昇華，台灣人才能找真正的自我。
《等日頭--二二八畫裡的故事》/作者黃宇玲 --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