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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司改會法庭觀察活動 |
旁聽後，大夥一起去中央圖書館地下餐廳，聽司改會執行秘書蕭逸民介紹台灣的司法現況，真的如同師開示的，當個公民記者實際去接觸採訪，比我們閉門讀書看資料來的有幫助，才會整理出事情的脈絡和關鍵點。
在高等法院的二樓，司改會執行秘書蕭逸民簡單介紹法庭的基本結構，和行程安排後，我們魚貫進入「專一庭」旁聽。第一個案件，案由是有關護照案例的案子，被告年紀大約七十歲左右，被判刑三個月，上訴高等法院。從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與被告對話，檢察官告訴被告，不要再繼續上訴了，以前相同的案例某某已經被駁回了。此案地方法院判決被告判刑三個月，得易科罰金，得易科勞役每天服務六小時算一天服刑。被告耳朵聽不清楚，沒有聘請辯護律師，也沒有看見公設辯護人到場，被告兩次訴說他沒有足夠的錢，檢察官告訴他，這個刑責也可以用勞役替代，每天勞動服務6~8小時，替代一天的坐監。最後法官問被告，他希望怎麼判，被告老先生願意撤回告訴，改服勞役。
第二個案件，這個案件的被告眾多有15位，被告辯護律師也有15位。聽到法官唸出其中一位被告姓名石守謙，知道這是故宮博物院的嘉義南院貪污案，起訴承辦人員，建築師，故宮前院長石守謙等15名被告，包括前主任秘書薛飛源、前器物處長嵇若昕、工程承辦人蕭志明、建築師羅興華。在旁聽這個庭訊過程，了解到甚麼是程序。審判長法官先逐一唸出告姓名核對身分，再逐一詢問被告住址有沒有變更，這關係到判決書的寄達。然後唸出此案件文書列舉的相關證據等，先詢問被告有沒有要申訴，被告都說請辯護律師代為辯答，詢問辯護律師，因為辯護律師很多，每位律師都回答，如書面記載。因為被告人數和辯護律師眾多，光是這樣的程序走完就耗費許多時間，但還是要這樣做，這就是司法程序。到了這裡，蕭秘書暗示我們退出旁聽席。
在外面，蕭秘書讓我們自由旁聽其他法庭。原來法庭的旁聽是公開開放的，去聽了一個有關違反銀行法的案件，此案還在審理中。被告大約是四五十歲的女性，似乎是長年向朋友借錢，利息二分半，再把資金借出，利息四分。前面七八年都如期付出，後來因為被倒閉，朋友的借款欠錢未還，被告被判刑五六個月。這個庭的被告臉色哀淒，後來一直掉淚，有聘請辯護律師，律師申訴被告只是借錢週轉，利息都依照市面的利率，不是惡意欠債。被告申訴說，自己都有還錢，對方要多少，他就湊足什麼給他等等。法官詢問被告，到底現在對原告人等還欠他們多少錢，她一時答不出來，後來想想才說，還有八百多萬。原告席上坐著兩位原告，被告的朋友，沒有什麼表情。法官也是詢問被告，對於判刑有什麼申訴，律師告訴她，要求庭上從輕量刑。出庭後，被告還是一直哭泣。
下一個案件是毒品交易案，被告是年輕人，大約二十歲左右，兩手有上手銬。證據包括調查局的監聽錄音帶，購買毒品人的證詞，收藏的毒品和尿液檢驗報告等等。年輕人理著三分頭，有點像兄弟的模樣，承認犯罪，但要求庭上從輕量刑，讓他早點出獄，照顧年邁的母親。
在圖書館的地下餐廳，蕭秘書逐一回答同修的提問。印象深刻的，十年前，台灣一年有一萬件的殺人案件被起訴，現在一年大約3~4千件，殺人案件明顯減少。但是毒品交易和詐欺案件增加很多。法官大約2000多人，檢察官大約800人，所有的案件必須由檢察官起訴，目前已經很少有自訴案件，以避免濫訴。檢察官與法官的的權責很大，只要考上司法官考試，幾乎終身保障，平均任職40年。台灣歷經國會全面改選，政權兩度替換，行政官員也有替換等改革，但是司法這一塊幾乎沒有變動過，還是過去的那一群人在任職。所以，司法的改革確實有困難度。
我問了有關刑求的案件，例如盧正案，邱和順案，以及最有名的汐止案，為什麼警察有刑求，卻無法為當事人平反，反覆拖延了幾十年，還在上訴中。蕭秘書直接說，「被告即使有被刑求，這能代表被告沒有犯罪嗎？」顯然，這是台灣法官們的普遍思惟邏輯，因為法官沒有看過刑求，更不曾被刑求過，「他們普遍認為，為什麼警察刑求你，你就要認罪呢？顯然，你是心虛有罪的。即使遇到刑求，你也可以不認罪啊！」，有關刑求的狀況，「在十幾年前戒嚴時期，刑求是很普遍的，只要涉案進入警察局的人，通常都是先被打一頓，先領教官威的厲害。
如果所有有刑求的都要平反，幾乎每件刑案都有平反問題。」，「法官的心態都是想要辦社會矚目的大案子，遇到棘手的案子就是明哲保身，重要的是自己能夠平安退休，至於司法正義並不是他們首要的考量。」遇到社會矚目的案件，又有極大爭議的死刑案件，高等法院的承辦審判法官還是會依舊判處死刑，可是故意寫一份很沒有水準的死刑判決書，這樣的判決書到了最高法院就會被駁回重審，依照司法程序，重審案件就必須更換審判法官，這樣原來的高等法院法官就避開了這個燙手山芋，既沒有陷入爭議，也沒有讓可能無辜者的生命死於自己手中。
所以，造成有重大爭議的案件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辦法處理。或問，那這樣法官和法院不是沒有認真的承擔起維護司法正義的職責，蕭秘書遺憾的回應，台灣目前的情況，正義確實還不是法官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司改會的蕭秘書很謙虛的說，司改會並不是自認為自己可以改革司法，而是希望引進公開透明的制度，讓司法獲得改革的動力。他舉羈押犯人為例子，以前檢察官憑個人好惡就可以決定犯人是否羈押，造成台灣的羈押率非成高，看守所常常人滿為患。幾年前，通過羈押法，要求檢察官必須向法官提出羈押申請書，獲得法官准許才能羈押。其實，只要檢察官願意填寫羈押申請書，幾乎百分之百都會取得法官許可。可是，這個制度通過後，人犯羈押的數字減少了七八成。台灣司法的問題關鍵，法官的判決或者檢察官起訴犯罪，是完全沒有接受社會公評的設計，而是以上級的評量為準，這就會造成判決和起訴的不公正，以及和世界潮流和社會輿論脫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