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籍立委蔡正元，繼大選期間辱罵學者之後，日前又因中研院法研所黃國昌積極反旺中媒體的併購案，揚言刪減中研院預算。其實除了黃國昌，公開反對該案，乃至於高分貝「拒絕中時」的學者，涵蓋了中研院其他單位與多所國立大學的學者。
若以預算要脅此風可長，這些學術單位以後豈有寧日？我國知識分子原本就不熱衷社會參與，恐怕就此消音。有鑒於此，學界迅速發起搶救學術自由的連署，想恪盡一己之力，替學界保留一絲自由的學風。
但這個素樸的願望，可能形成不了任何壓力。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大學法第一條關於學術自由的保障只是句空話，自始學術自由就不是一個被我國憲法保
護的權力。憲法第162條：「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更是留下許多灰色地帶。若蔡委員堅持依法監督，似乎也說得過去。因此我國學術自由的實踐，其實是建立在學者個人的威望之上，而一介平凡學者卻隨時會遭到當權者的騷擾與壓迫。重則羅織罪名(宇昌案幾乎演變至此)、解聘；輕則縮減經費、在行政上刁難。因此，除非是豁出去的天生反骨，大部分學者對公共議題不願多表意見，也因此我國學界對執政者的批判性格，遠不如民主先進國家。而學界的退縮，正是社會思潮進步緩慢的主因。
這次蔡委員之所以受到學界譴責，基本上仍然只是搭上政治對抗的便車。一旦藍綠的界線消失，學術自由便是一個不被正視的問題。今年三月就發生了一個
嚴重的例子，台北市調查處出動檢警百人，拂曉攻擊，搜查二十餘位國立大學教授，雖無逮捕，但查扣電腦、文件、研究資料。所屬大學的校長得到知會，主動配合辦案。媒體大幅報導，以「教授Ａ計畫」下標題，輿論呈現一面倒批評。當然，挪用研究經費私用屬犯罪行為，這點無庸置疑，但筆者不解的是，
檢調整個「打擊犯罪」的行動是如何形成的？事涉學術研究，檢調人員有什麼知識背景來判斷經費的用途是否得當？但另一方面，那些被賦予所謂「大學自治」的知名大學，案發後只知配合辦案，深怕被潑到糞似的，但他們該做的自我監督在哪裡？對錯看似分明，其實是公權力、輿論，以及學界自身，集體踐踏學術自由的一個圖像。
同樣今年三月，美國維奇尼亞州最高法院做出一個極為重要的判決。該州2010年新上任的檢察總長，對維奇尼亞大學某研究地球暖化的教授發動調查，主張該教授由州預算編列的研究計畫屬於州的財產，不管是否有不法的事實，州有權調閱所有文件。維奇尼亞大學拒絕這項要求，校方不惜花費千萬打官司，最後由該州最高法院裁定維奇尼亞大學勝訴，認為檢方不足以檢驗任何學術研究，學術自由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學界對此判決一片喝采。
其實美國與我國一樣，學術自由並沒有入憲，但美國與我國的法律制度截然不同，各級法院可以活潑地依照時代演進，運用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的精神
來保障學術自由。但我國乃大陸法係，法院也明顯缺乏時代感，實無法期待法院來彰顯學術自由。
目前唯一可行之計，就是明確立法保障學術自由。希望朝野諸公能超脫藍綠來思考此一問題，學術自由不能只是口號。蔡元培、傅斯年百年難得，但名不見經傳的學者，同樣需要自由的空氣來傳道、授業、解惑。
版主：
 |
| (野心勃勃的檢察總長庫西內梨是右翼保守派的鍾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