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太太見我帶回一本書《被出賣的台灣》，忍不住又嘀咕了幾句。感覺嘀咕的背後是擔心我惹禍上身，而所謂的活在當下，其實只是對公共事務冷漠的高明修辭…
「如果妳認為台灣已經自由了，為何仍擔心我關心政治？」
「如果妳覺得談政治會惹禍上身，為何不是譴責公權力？」
反問了兩個問題，太太一時答不上來，便噘著嘴，離開了彼此的視線。雖然太太不在眼前，但我仍記得她曾經說的話…
她的收入穩定，貧富差距從來不是她的煩惱；她自認奉公守法，司法的不公不義不可能發生在她身上；她相信經濟至上、金錢萬能，所以核電廠、高污染產業與徵收土地蓋科學園區均有其必要；她覺得都市需要美觀，而強拆民宅是對的事情，必須堅持、不可退讓，她也看不起王家的貪婪；她認為治安很重要，像陳進興這樣的壞人必須在社會中徹底消失，即使錯殺也不可輕言廢死，大不了賠償了事。每次說起死刑這檔事，她的表情總是咬牙切齒。冤殺江國慶呢？保家衛國難免錯殺，如果只為一名小兵而讓軍人顏面盡失，以後如何帶兵打仗？！
她欣賞陳文茜、龍應台，她覺得她們都是中華民族難得一見的才女，但她看不起南方朔、李遠哲，她覺得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也背叛了中國人；她討厭人家提起黨產，因為這個事實讓她頗為難堪，而她也不想對國民黨有所責難；她不喜歡聽人家分享228或白色恐怖的歷史，她寧願跟馬總統一樣，視兩蔣為民族的救星，同時也不忘嘲笑對方跟台語歌曲一樣，永遠走不出歷史的悲情；她聽不懂什麼叫做「票票不等值」，她只知道一人一票就是公平的選舉；她不在乎政治獻金是否需要訂定上限，以維持選舉的公平性，她只希望政治人物不要跟阿扁一樣匯錢到海外。每當談起阿扁，她似乎又變成了正義的化身，一時之間，新仇舊恨，湧上心頭。
她不明白，既然已經總統直選，怎麼還會有黨國不分？既然政府都是「依法行政」，怎麼可能會有剝奪人權的問題？她認為集會遊行本來就應該規範、限制，怎麼會有人說《集遊法》是政府用來控制街頭運動的惡法呢？她解釋她當年參加紅衫軍遊行，大家都很守秩序，也沒感受到什麼不合理的限制。她樂見馬政府和中國建立和平關係，只要可以免於兵災，只要可以幫台灣經濟找到活路，兩岸統一也無所謂！
在她心中，國民黨高官向來都是高學歷、有品味的菁英份子，反而那些不滿現狀的老百姓，幾乎都是口嚼檳榔、沒水準的「南部人」。她不懂，為何總是有一群人，沒事喜歡和國民黨做對？除了企圖奪權，不可能有其他更適當的解釋了。她更質疑，國家怎麼可以交到這些人手上呢？
她要安定、追求享受，偶而也會慷慨解囊、救助貧困，她滿於現狀，覺得這應該離「活在當下」不遠了。事實上，類似太太這種「民不與官鬥」的想法，正是中產階級對公共議題冷漠的縮影，而「視政府為善、視人民為惡」的顛倒妄想，也早已深植於大部分華人的心中。
太太就像當年的自己，只是不知道、不承認、不喜歡，或根本不願意碰觸另一個世界，一個真實又苦難的台灣，一個公權力無限上綱的國度。太太的恐懼，反應在對我沒有信心，嚴格的說，應該是她對自己沒信心，對人性沒有信心。
太太不清楚我的心境，她不明白接觸苦難有助於打開心量，她不知道對人性有信心，才可能對人權有感；太太無法理解我的夢想：打造一個小而美的國家，在這裡，每個人都是對憲法有切身感受的一等一國民。雖然她現在還不明白，但我相信這也是她的夢想，而這正是我對人性的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