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人類同生，人類對於藝術和美的追求是與生俱來的，是人類精神淬煉後的結晶，人性美的體現。
十九世紀中葉，寫實主義發展到極致，加上照相機的發明，繪畫史上開始有了很大的變革，最為人們所熟知的著名畫派「印象派」於焉誕生。
至於為何名為印象呢？1874年4月15日 ，當時被官方沙龍和評論家排斥的一群畫家開了一次畫展：「畫家、雕刻家、版畫家匿名展覽會」，共展出了165件作品，其中莫內的一幅《印象：日出》被譏諷為印象（Impressionism）。當時雖然遭到譏笑，但這一群畫家，後來卻成為引領風騷的藝術大師！印象派大量處理「光」和「色」兩個被過去畫家長期忽略的問題。
在台灣，也有一位以畫太陽聞名的畫家，這位最會畫日頭的畫家，就是顏水龍 先生。1934年，顏水龍以「台灣的陽光」之意，為台灣最大的繪畫團體取名為「台陽」。13年後。1947年發生了228事件，因為當時的知名畫家陳澄波之死，許多台灣畫家從此棄筆不畫，似乎繪畫將帶來不幸；從此也不再有人歌頌太陽。
閱讀《等日頭--二二八畫裡的故事》，一方面折服讚佩台灣藝術的光芒，一方面也惋惜這些被出賣的，原本可以為台灣帶來無限生機和高度文明生活水平的台灣菁英，坎坷的創作生涯伴隨著悲情的台灣，忠實的記錄著台灣的歷史……
台語的「日頭」，是太陽，是一種再生的希望。
過去有很長的時間，某些年代的台灣畫家在描繪陽光的時候，是用一種十分奢侈的心情，因為他們可以畫畫，可以向畫布傾訴心內的希望。
而50年代有許多未亡人，在等待日頭的心情，卻是十分卑微的，因為某些角落，日頭永遠不會來，稀微永遠不會離去。
在顏水龍的畫裡，太陽是最被歌頌的。站在他畫的太陽面前，你會感到畫家畫了一個偉大的、永恆的、生命中必須的太陽，他被畫家擺在最重要的位置，也被畫家用金黃的色彩強調著它的萬丈光芒，從「玉山日出」這樣的畫面，我們可以確定，顏水龍對台灣土地上的太陽，必有著十分深厚的愛情，才會拿他一生的創作生命來換取追逐陽光的空間。他曾說過台灣最美麗的就是陽光。
在所有前輩畫家中，顏水龍的繪畫風格最單純、乾淨。他將畫面簡化到無法再減去一筆，也在意念上表現著清晰明確的主題。就像玉山剛升起的太陽，佔有了畫面的三分之二，深藍色彷彿還在沉睡的，正是台灣最高的山巒，在畫面上看起來，只是金色光芒下一小部份，卻又不會顯得渺小。只有對太陽和土地有足夠的深愛，還有著向高度藝術登峰的決心和品質，才能完成這樣一幅畫。
當人們在那個恐怖的黑暗年代等待日頭時，從小失去父母的顏水龍只願向著生命的光明面，如同台灣的陽光一樣明朗又有希望，這樣的顏水龍是幸福的，他的形象，是和平的，他的藝術，就是站在自己悲苦的土地上，樂觀進取，永遠不放棄追求希望！
1959年，張炳堂所畫的太陽「暗日」，卻是截然不同的表現，茶色調的太陽，不像黃昏，倒像是籠罩在暗沉的陰影濃霧下的農村景色，若有似無的日頭，彷彿「凍住的血腥」一般，有著黯淡不清和沉重。
張炳堂說畫這幅畫時，心中想著的人是歐陽文──他突然在台南永福國小失蹤的時候，小孩還在吃奶。看著朋友的家在瞬間破碎！幸福多麼脆弱啊！當畫家朋友一一離去，他遁跡於歡樂不曾到達的世界邊緣。
孤獨而堅強，是失去幸福的人最多的擁有。
1951年許武勇完成了畫作《離別》，他說：「離別這張畫，是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失去多位親友，在悲慟中揮淚完成的」，那些失去的親友，都是前程似錦的知識份子，正值青年時期，因為天真、有理想的討論，而失去生命。「我的朋友中，一位是檢察官，因公逮捕貪污市長（陳儀部下），在二二八時被捕殺；另二位因看二二八濫殺無辜，而參加密祕討論台灣未來之理想，結果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捕殺，他們並未參加群眾的暴力行為。」
畫中少女，揮搖著白絹向遠去的小船道別，夕陽餘暉照著片片海波，心愛的人們，越去越遠了。
少女代表留在台灣的我們，因為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教訓，而守著沉默，白絹是誠心的祝福，小船載滿二二八受難之靈魂，緩緩向美麗的西方極樂世界揚帆而去。
每次我看此作品，想起當時的情況，不禁流眼淚。」
1947年，41歲的劉新祿目睹好友陳澄波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決，在陳澄波去世後，外人看見劉新祿瘋狂的將自己作品悉數毀掉，家屬驚訝之餘，將其中部分作品偷偷藏起來，也才讓我們在今天有機會為一位已逝的早期美術家做最後的憑弔。
李敏勇先生說：「沒有對歷史的悲慘歲月加以認識、記錄、思考和批評的歷史，是空白的歷史，台灣的文化和政治的覺醒和重新建構都將因而缺乏堅實的基礎。我們的社會如果存在著人心無何從死滅之域明亮起來的因素，也正因為那樣的黝暗。
台灣的美術，在此一課題上，和音樂、文學及各種藝術領域一樣，都在這樣的黝暗裡擔負著某種使命，亦即對於這種歷史的記憶和發現。在長期的二二八歷史空白化的時期，緘默的不只是美術家，但美術家們終於能打破緘默，走出了第一步。
記憶和發現當然不只是在參展形式連帶了二二八事件；而是要能夠以二二八事件及其延伸的歷史為題材，從事更深入的、動人的主題的探索；要在死滅的歷史裡追索台灣人的精神史樣貌，追索生的意義之貌。」
二二八一直到白色恐怖的悲劇，是全台灣人不可抹滅的共同記憶，是苦難，也是滋養，只有把歷史的圖像和印記，化為內心駐守的精神圖騰，記取教訓，緬懷先人的胸襟和理想，才能建立這段血淚的悲劇歷史最大的價值。
正如李敏勇 先生的呼喚，台灣社會在追求改造的過程中，文化的反省和建構正面臨著更大的責任、更多的期待。更需要每位台灣人更大的投入。用我們的手，用我們的腦，用我們的心，從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裡呈顯出切身的關係吧！二二八歷史的記憶和發現不只是史學家的課題，不只是文學家的課題，也不只是美術家的課題，更是全台灣人都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