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參加台灣教授協會舉辦的「台灣人的覺醒與自救」座談會。
一到會場，先是吃了一驚，大部分坐在位置上的，都是白髮蒼蒼的老人家，很多應該都是二二八受難者的家屬。自己認得的人不多，一眼掃過去，只認得《牽阮的手》的田媽媽，和出生於上海、卻在台灣落地生根，支持台獨的張志群老伯伯。
當聽到二二八公義關懷協會周振才理事長說：「時間，對於二二八受難者的家屬，越來越不利了，國民黨卻還繼續存在，而且執政」，我心底非常地痛，明明是這些人，承擔了台灣人的苦難啊，台灣社會卻正在快速稀釋著這極其殘忍的創痛，讓草率縫合的傷口，在表面下持續潰爛。
1947年的屠殺，以及隨之而來、將近四十年的噤聲，讓這分傷痛完全無從抒發，所以，二二八的傷亡其實遠遠超過了任何學術研究的推估數字，因為，死去的，還有千千萬萬台灣人的心。儀深教授說：「我們都是死亡人數。」是的，只要轉型正義一天不落實，台灣人的靈魂就無法起死回生。
在場與談人，包括率先研究二二八的李筱峰教授，從事二二八口述歷史研究的陳儀深教授，和台教會會長張炎憲教授，都強調「了解過去」對於「面對未來」的重要性，認識歷史，絕對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瞭解苦難生成的原因，以避免重蹈覆轍。走入悲情，絕對不是為了滯留於悲情，而是在其中產生動力，才能繼續往前邁進。
從郝柏村那麼急著想要掩飾二二八，就可以看到，國民黨至今仍深深恐懼面對真正的歷史。但令人感慨也憂心的是，因為讀了國民黨寫的歷史，許多台灣人，至今仍感念著二十世紀與毛澤東、史達林、希特勒並列為四大殺人魔王的蔣介石。也因為，很多台灣人從沒認清，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的極權本質是一樣的──運用文宣戰從事思想控制，以龐大情治單位進行恐怖統治，以黨意踐踏人性──所以，對於情報頭子蔣經國年輕的時代，懷有一種不切實際的美好想像。
晚上，Sarah請我去看演出，正好就聊到，她是1984年來到台灣的，主修新聞的她，正是以江南案為主題寫了研究論文，她也清楚記得，連當時的英文報紙，有的部分都會被黑筆塗掉，或是有幾頁根本黏起來打不開，其中有一張被遮起來的照片，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合照。
今日，馬政府，跟中共合作，聯合媒體、司法、學界操弄民意，快速奔返黨國共構的體制，技巧上更為精湛了，台灣人，需要更高的警覺性、自主性以及道德良知，來捍衛先人以血淚、性命、親情、人身自由所換來的民主及尊嚴。
看到在座年事已高的老先生、老太太，我感到非常慚愧，更升起一股使命感：我要更努力地講述我所知道的二二八，讓台灣的過去，與我此時此刻的生命，不斷對話。我想，不論一個人有沒有親身經歷過二二八，是不是政治受難者家屬，這些歷史的錯誤，是每一個台灣人都有責任去面對與承擔的。
離開會場時，看到張伯伯與張媽媽的既謙虛又溫暖的笑容，溫暖得教人自慚形穢。慚愧與感恩，是推進生命的燃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