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他接任駐華大使後，他注意到每天普遍發生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民間抗議活動，他特別提到烏坎的抗爭並給與高度評價，他進一步強調「我相信在中國存在著人民的力量」，當被問及中國的政局是否穩定時，他回答說「我認為，非常非常脆弱(very,
very delicate)……但是，去年年初的茉莉花革命的號召並沒有產生直接效果，我認為，任何大的變局還有待中國內部的具有特別意義的事情的啟動。」
駱家輝應該是近年來第一位如此坦率談論中國的人權紀錄、人民力量和政局變革可能的美國高官。有記者專門就此話題採訪美國國務院發言人Victoria Nuland女士， 她說：「他（駱家輝）顯然表達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對人權活動人士、維權律師、宗教領袖和少數民族的鎮壓、強迫失蹤、非法拘捕和判刑的增長趨勢的持續性關注。」雖然她非常謹慎，沒有重覆駱家輝的中國政局「非常非常脆弱」的原話，但是，她顯然也不打算否定駱家輝的論斷，「我認為我們給中國政府傳達的資訊與我們對世界其他國家人權關注時所表達的觀點沒有什麼不同：政權在保護公民權利和允許和平表達異議時變得更加強大。」作為國務院的發言人，她的談話需要更為審慎，但「強大」與「脆弱」是一組截然相反的概念，而中國政府顯然並不「保護公民權利和允許和平表達異議」，因此，我們可以說她的表述與駱家輝的訪談觀點其實是一致的。
而我則願意審慎地假定，這兩位美國高官的言論代表美國政府正在調整對專制國家政治局勢觀察的角度，這種調整是必要的。我們還記得，一年前，2011新年伊始，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召集了一次與人權組織領導人的座談會，當談及埃及現狀和未來時，希拉蕊非常確定地說埃及的政局是穩定的，穆巴拉克政權的沒有問題。此話落地還不到一個月，埃及人民走上街頭啟動了大規模抗議，18天後，穆巴拉克被迫下臺。美國政府在此期間表現的判斷失誤和被動因應是明顯的。
這場從外部看似乎突如其來的北非、中東變革，在其社會內部當然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但作為外部觀察者，人們的政治觀察往往只在意政要的言行、權貴和精英的保守、政權內權力分配動態和重大外交事件等，而沒有把民眾的根本需求和感受當做一個切實變數，忽略民間在政治經濟變局中的潛在力量，因此缺少對民間資訊的充分關注，對民眾想什麼要什麼、一旦有機會會做什麼、民眾對政局可以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等問題缺少準確瞭解。這是美國對專制國家未來預測上的一個盲點，由於這一盲點的存在，類似的判斷失准在歷史上早就有過先例。當然，這一盲點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專制體制下大量的事實、資料在調查統計上的困難，而且，一旦發現判斷失誤，美國政府的調整的速度和節奏還是比較得當的。
但北非、中東變局再次提醒國際社會必須注意到在自由、民主的本能要求和現代資訊交流的便利之下，生活在專制國家的民眾不再是政治話語之外的無聲存在。民間變革力量首先根植於對人權的本能要求。由於越來越便利的網路條件，即使身在海外，我們也與中國各階層民眾保持經常性接觸。就個人而言，在這樣的接觸中，我儘量避免從概念入手而是從民眾遭受的利益侵害入手談問題，反而是國內民眾每每首先提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公正、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民眾選舉和監督官員等民主人權觀念。
其實這很正常，因為民眾從自身權益受侵害和維權的實際經驗中深切體會到，假如公民的政治權利得到保障，他們的境遇將會完全不同，因而追求人權是他們的自然要求。由於教育水準和當代資訊傳播條件的提升，人權、自由、民主等概念早已不是什麼高深的書齋問題，而首先是一些關乎民眾利益的常識，所以，任何假定民眾對民主冷漠和不關心的判斷都是錯誤（至少是不全面)的。
當然，我們的困難是，無法準確統計這一受侵害和具有強烈抗爭意志的人群的數量，難以準確判斷社會條件出現哪種變數的前提下，零星和局部性的抗爭會形成整體性的力量從而有效挑戰專制制度。但是從個體抗爭到集體抗爭，從經濟爭利到政治爭權，是奠定中國民主變革社會基礎的重要過程，而這一過程正在育涵著重要的民間的民主力量，這是不容忽視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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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建利今年48歲，祖籍山東，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曾參與八九民運，其後移居美國，並取得哈佛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博士及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數學博士。他創立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他曾經出任中國民聯陣副主席、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會長等職務。由於他經常批評中國政府，因此被中共政府列入拒絕入境的49人黑名單中，拒發新護照，禁止入境。
駱家輝12天前(01-16-2012)在美國PBS脫口秀接受「查理·羅斯訪談錄(The Charlie Rose Show)」節目採訪時說，在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前，中國當局的管控有所放鬆，但此後人權狀況不斷惡化，中國顯著地鎮壓異議人士。
駱家輝說，中國的人權環境起起伏伏，但中國似乎處在一個下坡期，狀況在不斷惡化。他說，中國領導人擔心他們可能會面對一波抗議浪潮，其情景類似去年推翻中東和北非一些政府的茉莉花革命，因此，中國加緊了對不同意見、政治討論的打壓，甚至那些為食品和藥物污染中毒人員爭取權益的人權人士和律師，也不放過。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朱虞夫，因發表了一首針砭時弊、批評當局的詩篇就被關押。之前民主與人權活動人士陳偉和陳西因在網路上發表文章，被視為顛覆中共政權而判處9年和10年徒刑。
《天網》創辦人黃琦說，受阿拉伯之春的影響，中國國內人權運動高漲，大規模群體事件在過去半年內增加了數倍。
「當局為了控制這個局勢，加緊了一系列的打壓措施。這點是毫無疑問的。進而導致人權狀況在這段時間裡呈惡化的趨勢。」
黃琦指出，當局嚴厲打壓人權活動人士，會隨著國際社會的壓力和關注，有起有伏。長期打壓的結果，只會激起民眾進一步反抗。在中國春節以前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放寬，但這取決於國內和國際的壓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說：「我們願與國際社會加強人權對話與合作，但是我們反對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包括干涉中國司法主權。」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人因發表呼籲中國進行政治改革的言論，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罪名投入監獄。國際人權界一直對此表示嚴重關注。劉為民認為，一些公民受到法律制裁，不是因為中國壓制言論自由或宗教自由，而是這些人違反了中國法律的底線，因此受到懲罰，這與人權毫無關聯。
中國浙江獨立觀察人士昝愛宗說，中國民主黨創始人吳義龍曾因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1年，他出獄後發表的文章，都遭到當局的過問，並傳去做筆錄，以作日後「秋後算帳」的證據。昝愛宗與異議作家余杰等，都受到過這種「待遇」。
他說：「(但是)最近幾年，比如2008年以後，無論是在國內的微博，還是海外的推特，或海外的中文網站，如果發文章，他們就盯著你。你發一篇，他們就找你一次。比如異議人士余杰言論的自由度就受到嚴格的限制。特別是劉曉波獲獎後，限制更大，他寫的每一篇文章，都會被當局過問。」
據悉，由於不堪忍受中國當局的嚴厲打壓，長期以來一直堅持在中國從事創作的余杰已經舉家搬遷到美國。此外，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廖亦武、六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楊寬興等也紛紛出走他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