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達悟家屋可分為地面下的主屋、地面上的工作房以及休憩的涼台。（圖：陳韋綸修改。出處：黃旭，1995，《雅美族之住居文化及變遷》，附錄二。引自錢勁儒，2008，〈蘭嶼達悟族現代家屋的建構與變遷〉，28。）
「Pongso No Tao」，達悟族人對於蘭嶼的稱呼，意思是「人居住的島嶼」或者「人之島」；在日據時期，相對於擁有高山林場與平原蔗田的「大島」台灣，殖民者在進入蘭嶼 調查後，認為島上缺乏經濟開發的價值，決定將全島劃定為禁入區，除人類學者外，一般人一律不得進入。正如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執行長斛古‧貝邋赫特 （Sutej Hugu）說，「蘭嶼過去一直都是化外之地」，然而這樣的現實，卻也因此得以維持達悟民族生活方式與文化的完整性。
把「不要的」丟到蘭嶼──從重刑犯到核廢料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中華民國政府撤遷台灣，1947年，「Pongso No Tao」變成台東縣底下的「蘭嶼鄉」，被劃定為山地鄉，屬於中華民國所有，從此被納入國家的地輿圖中，成為「國土」的一部分。
不過，一直到1950年代中期，中華民國政府對於該如何使用蘭嶼，仍然缺乏一套想像；1958年，中華民國政府在蘭嶼設立了一共10處的離島監獄， 統稱為「蘭嶼農場」，由被稱為「場員」的退除役官兵管理；另一方面，重刑犯則被稱為「隊員」，在農場內從事農耕，或者在島上的機場、港口進行公路開闢等強
制勞動。《蘭嶼報告》一書的作者關曉榮曾在其書中指出管制寬鬆造成人犯逃脫的問題，批判道：
「把台灣不要的、對台灣有安全威脅的東西和人，擱置在『距離台灣越遠越好』的意識形態，明白反映中心與邊陲的基礎結構… 『任你插翅也逃不出蘭嶼』的構想，使『監禁』的範圍從營舍擴大為整個蘭嶼島，人犯在這大監獄裡擁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而雅美（達悟）人則變成生活在這監
獄裡被剝奪了『人權』的自由人。」──〈一個蘭嶼能掩埋多少「國家機密」？〉
斛古說，「現在你還可以看到那些農場的痕跡。」1979年農場停止使用，政府也不再將犯人送往蘭嶼；不過，正如現在的我們所知道的，往後中華民國還會再將「不要的東西」丟到蘭嶼，只是這次從犯人，換成一桶桶的核廢料。
沒有具經濟價值的產品可供輸出，就把垃圾往裡頭倒，蘭嶼的農場監獄與核廢料貯存場，背後的思維皆如是。
外來文化的侵襲
傳統上，達悟族人對土地有一套的自我的治理體制，在大範圍公有土地之外，有著由家族所共有的水芋田以及屋地（宅地）。而所謂的「共有」，其實是「可在這採集、但沒有『土地權』」；然而，1950年代左右，中華國民政府全面進行土地測繪，作為鄉鎮市系統的劃歸依據，便和傳統以家族共有作為單位的部落土 地治理產生矛盾與裂隙，斛古提到「家族共有的地，原是家族中的人都可以使用的，如何進行『私有登記』呢？」
在土地的掠奪以外，中華民國政府方方面面地透過交通建設、國語教育，以及生活起居的「改造」，將蘭嶼納入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而達悟族傳統的文化，
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之中，受盡威脅。1966年，當時的中華民國第一夫人蔣宋美齡在視察蘭嶼後，認為達悟族人傳統的地下屋堪陋，為表「體恤」，遂在蘭嶼進行「改善山胞生活計畫」，全面推行住屋的現代化，1966年到1979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在蘭嶼六個部落拆除了大批的地下屋，隨後興建了 566戶國宅。
斛古指出，在傳統的達悟族社會中，男人依據他「造過多少船」、「興建的房屋是3門、4門，還是更多」的條件，來決定他的社會地位；達悟族男人的傳統 造屋過程，與他的生命經歷環環相扣。一般而言，一直要到第一個孩子誕生、男子才能在父親主屋附近的地興建2門房；隨著參與造屋的經驗變多、技巧越見熟練， 並且擁有足夠的牲畜與水芋，好支應新屋落成儀式時的禮肉與禮芋，達悟族男人才能陸續興建3門屋、工作房或涼台。此外，建材的取得、房屋建造的方式，以及房 屋的位置，都反映了達悟族人對自然以及社會的思考方式。
但就在1966年後，中華民國政府引進了統一規格：包含客廳、臥室、廚房與廁所的國宅，這些國宅興建在部落既有的居住地上，剷平了傳統的達悟住屋。 25年前在蘭嶼進行田野調查時，關曉榮就曾注意到，國宅對蘭嶼文化產生巨大的衝擊，「現在達悟的年輕人，幾乎很少還有造屋的技能！」除了造屋所必須具備的
技藝、取材過程中對自然的尊敬，以及體現在房屋格局和各種儀式的社會價值觀，這些種種，都因為政府片面決定的國宅政策，迅速地凋零。
1967年蘭嶼解除管制，開始對外開放，來自台灣的資本，迅速往蘭嶼島內進駐──興建飯店、商店；輪船、飛機帶來了觀光客，而過去因為統治政權管制
政策相對與外界隔絕的蘭嶼，開始被整併到市場經濟之中；商品交易與伴隨而來的貨幣需求，從1970年代開始，達悟民族也面臨了青年人口外移往台灣的危機；
此外，傳統文化及過去的社會結構，也因為貨幣等新社會建制的進入而遭到動搖。
蘭嶼族人集結：不只是反對核廢料
目前，面對核廢料的威脅，包含中華民國政府、台電、核電專家，甚至部分反核人士，所關心的是科學跟數字，能否確保「安全無虞」；但是對達悟族人來說，卻是中華民國政府無視部落及達悟民族主體性，擅自掠奪土地並決定使用方式的問題。
斛古質疑，台電所謂的「安全」，其實並沒有經驗依據，只是不斷透過科學化的手段，將島內族人的真實處境詮釋成「安全無虞」的數字呈現。過去4年，台電曾對島內166位居民進行輻射劑測，並以此來做為他們「安全無虞」說詞的證明，對此，斛古指出，部落根本無從檢視
這166位居民究竟是怎麼推選出來的、具不具代表性；此外，台電從來不曾公布實際劑測結果，只是強調，劑測後的數值「尚屬安全範圍」，然而，有關人體究竟
可以承受多少來自核廢料的輻射污染，當然還是這些科學家說了算，部落根本無從置喙。族人面對自己的身體健康問題，變得無法被自己掌握，「因為數字跟規範都不是我們定的」，斛古強調，正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細微地展現出現代國家如何強行介入，將個人身體的健康劃歸到國家治理的範疇之中。
外界通常將核廢料貯存場的問題看作是安全問題，但對達悟族人來說，或許這更是一個紮紮實實的民族問題。
斛古舉例，從達悟族人的角度來看整個歷史，過去族人可以在島上自在自為、自我滿足，現在卻必須得透過取得貨幣來達到滿足。但在整套外來的經濟遊戲規
則底下，族人又缺乏得到貨幣的機會。過去，部落族人的生產是為了生存、而不是為了取得貨幣，對於生態以及永續發展，有著一套自我形成的維繫方法及規範；但 在外力的侵襲下，所有傳統的生產方式，到了「現代」卻都被認定是缺乏產值、不合乎效益，「於是就會被邊緣化」。當傳統認知基礎接連遭到破壞，「一個蓋過大
房子、造過大船的人，可能因為缺乏貨幣，最後還是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這個以貨幣作為社會位階衡鑑的「新制」，便直接危害了達悟人的民族自信心。
斛古認為，2月20日核廢料貯存場外數百人的集結行動，展先出蘭嶼島上族人的決心，這個決心不能只看做是反對核廢料，而更是民族共同對外、反抗殖民的集結。
「中華民國是用它最低階的行政層級──鄉級，來統治支配整個蘭嶼人最高的層級──部落。」這樣的結果，也使部落完全處於「被掌握」的位置，缺乏自治 空間，現在則應該要重新回歸到「民族」為核心， 以部落為主體在經濟生產、文化、教育、空間地景與治理等各項事務上自我抉擇，「部落跟國家的關係，應該是類同國與國關係，可以共存在同一個國家架構底下，
但自己又掌握獨立的主權。」
斛古強調，過去部落的主體，是由傳統的神話／故事；神聖／禁忌所形構，這些東西，不能讓它們流失，而是帶著它們去因應現代的一些新的需求，例如面對
外來的觀光客，族人可能自己經營民宿、商店、生態旅遊等等；未來，在既有的部落治理體系基礎之上，期望透過部落議會，讓蘭嶼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掌握自己 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