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在宿昔——緬懷高一生

(08-20-2011一逸)

看完「高山船長──高一生」的故事，才知道50年代原住民遭到清鄉的活生生案件，才知道原住民菁英在白色恐怖年代也難逃一命，此刻能夠與一個有情有義的原住民前輩，透過文字紀錄，有了生命的交會與學習，內心有著好深的感恩與深思….

出生於1908年特富野部落，後改名為矢多一生，是鄒族第一個從師範畢業的。就學期間，認識了俄國語言學者聶夫斯基，並協助他完成北鄒族語言與民間文學田野調查過程中，打開了影響他這一生重要的思想和視野，其中，聶夫斯基所傳承的「人類是一個整體」（亦即「全世界各民族皆為同等」）的理念，深深影響了高一生的世界觀。曾閱讀尼采、馬克斯與恩格斯等的學術著作，飽受社會主義思潮的洗禮，這些理念伴隨著對部落現代化的期許，形成他在部落推行種種政策的方向。而由田制佐重的著作中，更觸發了他對「理想農村建設」的憧憬，期許可以將阿里山原來的土地，回復到神造的肥沃土地。

「畢業後擔任巡佐和教員的工作，鼓勵族人要接受教育，帶領族人從事農業生產，改變傳統方式，教導著全村的老人、青年和小孩。」1945年改漢名為高一生，1946年被國民政府派任為第一任吳鳳鄉鄉長，國民政府戰後施行「山地同化政策」便明確顯示要將山地「平民化」的目標，此舉顯然與他想保留原住民部落主體性的理念背道而馳。

1947年二二八事件，高一生與族人因應當地仕紳的需求，決議讓部分鄒族人士組成隊伍，下山維護地方治安，也曾經對漢人做出人道救援工作。這些事，讓他已經成為國民政府要整肅的對象。加上與幾位理念契合的泰雅族林瑞昌..等共同思考原住民自治的可能，廣邀各族頭目討論建立「高砂族自治縣」的改革措施，只是邀請函被警總劫走了。

高一生鼓勵族人前往新美、茶山開墾，1950年想在新美地區成立集體農場，向土地銀行貸款50萬元，由林瑞昌擔保，作為改善農業技術之用。這期間，常常作曲歌頌台灣美麗的山水，用歌曲鼓勵著族人努力勤奮工作，在音樂中滿懷對土地及族群的熱愛，孩子高英傑回憶著：「小時候，父親總是用音樂和說故事叫我們起床，他很喜歡音樂演奏音樂，常常和母親一起合唱….」

冤判的官僚化背景

 (08-20-2011一智)

  民間司改會尤伯祥律師

讀了陳韋臻訪問尤伯祥律師的文章《813前夕，我的國家又殺了人！》，對司法問題有了深一層的瞭解～

台灣三大冤案（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邱和順案）的律師團成員尤伯祥律師，討論到「廢死」的理由，第一個就是臺灣的司法體制，常常違悖「無罪推定原則」，「這三個案子有一個共通特性：都是刑求下的自白定罪，沒有其他證據。」第二個考量是：「文明社會都接受一個定律：除了正當防衛，任何人都沒有殺人的權力。…如果我們自己沒有殺人的權力，我們便無權讓渡殺人權力給國家。」

關於法官對工作的認知，與大眾期待之落差，尤伯祥說，主因是司法體制中的考核與升遷。考核方面，評量法官的指標，係依照「結案率」與「維持率」：前者是司法院有規定期限內結案，法官需趕在規定期限前寫出判決書；後者是在乎判決書會否被上級法官支持而未遭駁回，就此形成「唯上級審見解是從」的實務風貌。社會大眾期待法官展現正義，但法官卻只在乎「時間到了要把判決書寫出來」，和「揣摩上意俾不違背上級法官」，當事人能否理解裁判書的內容（這關係到裁判書究竟是為誰而書寫），乃至法院是否已守護了憲法、人權與正義（這是憲法課予司法的任務），都無法由這兩項指標獲得評量。

升遷圖是司法獨立的天敵

(08-19-2011一三)

這兩天，拜讀了成大副教授王金壽發表的《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等相關文章，王教授的文章淺白易懂，對一位不是相關科系的外行人而言，也能對當前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所遭遇的困境略知一二。

然而，在準備為當今司法改革投注一份心力之前，必須先瞭解台灣司法的環境與歷史，瞭解當初為何有許多司法官急於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茲分享整理心得如後：

現今司法迫害多承襲過去戒嚴時代，國民黨對司法院和法務部等司法體系的控制。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它只對皇帝式的老闆負責，司法毫無獨立性可言。

司法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中有幾項重要功能：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功能，透過戒嚴令來合法它的戒嚴體制；第二，利用司法來打壓反對人士。例如：當年美麗島大審的軍事檢察官林輝煌，他在法庭上將高雄事件定調為「以暴引鎮，鎮而益暴」，又編造被告們訂有「長短程奪權計劃」。一則單純的言論自由與公共秩序爭議，卻用「非法顛覆政府且著手實行」的重罪加以起訴，扼殺民主運動火苗。

除此之外，為了讓地方派系接受命令，國民黨必須有一套暴力或處罰機制，當地方派系或政治人物要反叛時，給與必要打擊和處罰，而司法是國民黨可以動員、做為暴力機制的一個重要工具。反之，司法對國民黨的另一個用處，就是保護這些地方派系，讓他們免受司法單位的調查起訴，當發生貪污、超貸或買票等不法情事時，藉由司法保護傘收買地方派系，從此，「黑金政治」也就和國民黨劃上了等號。

一黨兩院的國會沈痾

(08-18-2011一書)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7/20/parliamentary_funk

美國時事專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個月20日評選出全球擁有最惡劣國會的國家，有六國上榜，包括美國、日本、台灣、伊拉克、阿富汗和比利時。

去年6月13日比利時國會大選結束後，沒有任何一黨過半數，8度舉行協商，也遲遲無法成立新政府，「無政府狀態」已持續超過14個月。比利時的問題是因為弗拉芒語區(Flemish)和法語區(Walon)選出的議員各自為本身的利益爭執，不願退讓妥協，各黨在國會的對峙，讓比利時的無政府狀態經常成為外國媒體和本國民眾調侃對象。

理論上日本國會是該國最高立法機關，但實際上聽命於政壇菁英的官僚，所有法案都由這些高官擬定，再交由國會議員以形式表決通過立法。當今年311海嘯造成福島核災時，日本國會拿主管核電廠顢頇的東電官僚沒轍，連輻射外洩的實際程度都無從掌握。

前輩們承擔了多少苦難

(08-18-2011一逸)

從國中時期就接觸了柯旗化先生的「新英文法」，卻從不知他的生命故事。

今天讀完《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再次聽到了柯老師真情的呼喚，內心有著好深的觸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sHlXARKOek

「父親取名旗化是綜合了旗山和善化兩個地名，希望我勿忘故鄉，象徵著對鄉土的愛，只是國民黨統治下，特務竟然曲解為『改換國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說：「日本是我們的文化故鄉，在台灣長大的日本同學，懷念第二故鄉台灣；同樣地，受過日本教育能講流利日語的台灣同學，也懷念日本這個文化故鄉！」1986年之後，雙方來去日本和台灣之間繼續心靈的交流。

「1945年中國飛機B24瘋狂地掃射高雄市….我俯瞰煙雨中的高雄市，只見廢墟一片，毫無人蹤，不禁悲從中來，湧出眼淚…」「戰後，日籍老師開始講究民主作風，尊重學生的人格，取消每天早晨向奉安殿行禮儀式，聽到『天皇陛下』也不必立正了。言論完全自由，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初次嚐到沒有拘束的自由生活，覺得很幸福！」

用寫作來批判殖民教育

(08-17-2011 一逸)

看完「尋找孤兒的原鄉──吳濁流」的影片，感受到一個知識份子用一輩子的心力，藉著文學來表達對台灣的愛，帶著我經歷了日據時代、國民政府時代的歷史記憶…從他的著作《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可以看到半世紀的台灣歷史。

吳濁流先生（06-02-1900－06-07-1976）在日本殖民時代擔任教職，1931年開始用寫作來批判殖民教育，離職後去中國當記者，曾經寫下《南京雜感》，被懷疑是中國間諜，後來開始寫《亞細亞的孤兒》，不敢發表，藏在家中，書中寫下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如孤兒一般找不到出路的的痛與惡。日本投降之後，寫下《黎明前的台灣》。

法治就是「法院的決定」？

(08-17-2011坤山)

與司改會執行秘書及工作人員合影

生平第一次臨場觀察法庭的開庭實況，並填寫了三份「法庭觀察紀錄表」。感謝「司改會」執行秘書蕭逸民先生的說明指導和講解，對法院的運作，對法官、檢察官、律師、被告等等，有概略性的粗淺認知。

計觀察了三個法庭的實際運作，看到的「審判長」的審理，都有依照程序進行，並給了被告充分的說明時間，對「高等法院的法官」印象不差。蕭先生說明，經過「司改會」的監督和民間團體多年努力，大多的法官和檢察官表面上都很正常，但私底下的心證就不得而知了，才會有層出不窮的社會司法案件，讓世間大大的質疑。

真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來就要以空杯的態度，謙虛學習。

司法正義並不是他們首要的考量

 (08-17-2011中豪)

參加司改會法庭觀察活動

09:00~14:00，去參加司改會舉辦的法庭觀察活動。旁聽4個法庭案，學習認識最基本的司法法庭運作和結構，重新學習認識世間司法的這一塊。

旁聽後，大夥一起去中央圖書館地下餐廳，聽司改會執行秘書蕭逸民介紹台灣的司法現況，真的如同師開示的，當個公民記者實際去接觸採訪，比我們閉門讀書看資料來的有幫助，才會整理出事情的脈絡和關鍵點。

在高等法院的二樓，司改會執行秘書蕭逸民簡單介紹法庭的基本結構，和行程安排後，我們魚貫進入「專一庭」旁聽。第一個案件，案由是有關護照案例的案子，被告年紀大約七十歲左右，被判刑三個月，上訴高等法院。從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與被告對話，檢察官告訴被告，不要再繼續上訴了，以前相同的案例某某已經被駁回了。此案地方法院判決被告判刑三個月，得易科罰金，得易科勞役每天服務六小時算一天服刑。被告耳朵聽不清楚，沒有聘請辯護律師，也沒有看見公設辯護人到場，被告兩次訴說他沒有足夠的錢，檢察官告訴他，這個刑責也可以用勞役替代，每天勞動服務6~8小時，替代一天的坐監。最後法官問被告，他希望怎麼判，被告老先生願意撤回告訴，改服勞役。

免簽無關外交成就

(08-14-2011李中志)

有系統地協議短期旅遊免簽證是伴隨冷戰結束與全球化的新產物。

例如歐盟的「申根協議」(Schengen Agreement) 始於1985年，美國「免簽計畫」 (Visa Waiver Program) 始於1986年。

它不等同於巨觀的國際關係，而是建立在非常微觀的實際考量上，包括國民的素質，是否常有逾期居留、非法打工、犯罪、收集情資等等不受歡迎的現象。

簡單講，免簽有如集體簽證，如果某國觀光客帶來的經濟效益大於可能造成的社會成本，要達成免簽協議就如順水推舟，反之則仍透過傳統的簽證審核來個別過濾。
 
所以當甲國給乙國免簽時，是以甲國的利益考量。當然，乙國也應該感到驕傲，因為這代表其人民在甲國受到信任；但很少有國家會自吹自擂，把取得他國免簽視為外交上的重大勝利。因為免簽與國格、意識形態，甚至與兩國關係、貿易摩擦並無絕對的關係。

例如，香港作為一區享有比台灣更多的免簽優待，但並無法以此做為一主權獨立的象徵；而中國為一大國，獲得免簽的國家不到二十國，而且均為相當落後的國家；再如美國在911之後蓄意討好中國，但在2007年前赴美簽證的拒絕率幾達25%。
 
由於非法移民問題嚴重，相較於歐洲國家，美國的免簽優待給得相當謹慎，至今只給予36個國家免簽，且大部分為西歐國家。台灣與南韓則自2005年起由美國國務院指定評估，其中的指標性考慮為簽證拒絕率要在3%以下。

「無罪推定原則」的崩解

 (08-15-2011一三)

繼江國慶冤案後，14年前的「東海之狼」，竟然也是抓錯人的烏龍案件。更離譜的是，警方當初不但遺失了嫌犯紀富仁的作案背包、物品，也未安排數人列隊供被害人指認，甚至還向被害人強烈暗示紀富仁就是犯案色狼。

警方的偵訊方式已經很離譜，檢方竟也將錯就錯，只根據涉嫌人自白書就加以起訴，並求處死刑，根本就不在乎警方是否曾經不當取供。事後證明抓錯人了，檢警急著解釋說，當初會起訴紀富仁，是因為他跟江國慶一樣向被害人下跪，而被視為認罪。拜託！這居然也被當成犯罪證據。當初，江國慶下跪是因為軍中長官謊稱這樣就可以免罪，而紀富仁則是在暴力下被迫下跪，這些都屬於刑求自白，強迫無辜的人自證己罪。

程序正義是彰顯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則，如果連程序正義都可以棄之不顧，還有何司法公正可言？江國慶、紀富仁的偵察，是檢警關起門來惡整；然而，檢警又甘作政治鬥爭工具，針對某些特定政治人物的案件，以放話給媒體的方式，進行未審先判、打擊異己的鬥爭，絲毫不在乎是否已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檢警濫用公權力的囂張心態，其實就是承襲白色恐怖時期的侵權、濫權、濫捕、濫殺…而且是現在進行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