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去誠品敦南店欣賞「我們的二三事」華人群像紀錄片影展，播放的是由陳浩倫導演的《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該片試圖從傳媒工作者的角度，重組2009年香港民間反高鐵運動的案情，以探討記者與反高鐵運動行動者的互動關係。
其實，在反高鐵運動之前，民間運動者早就累積了對主流媒體的不滿情緒，多家主流媒體為政府喉舌，對香港民眾真正重要的議題，故意視而不見。所以，在2009反高鐵運動的現場，出現了民眾對前線記者嗆聲的畫面：「無線新聞，事事旦旦（馬馬虎虎之意）！」「袁志偉（無線新聞總監），去你的！」「你從不報導，拍什麼？」原本總是在鏡頭後方或躲在文字背後的記者們，頓時成了注目的焦點。而主流新聞工作者，更幾乎史無前例地，於網上具名辯論對這場社會運動的看法，引發了傳媒界內部激烈的辯論。
陳朗昇說，「交差」的心態很普遍，很多同行都希望事情趕快發生，趕快收工，甚至說：「快點衝，快點打，快點幹掉他。」把新聞娛樂化操作，取暴力畫面報導，是賺錢較快的方式，因為電視台和報紙都會買暴力畫面，而這種「嗜血」，慢慢變成毒癮。
主流媒體不報導人民的感受，忽略對議會制度和政府的批判，對議題的成因、分析少，聚焦在暴力衝突，於是，新聞報導，反而將人們帶離了真正的主題。
除了感官化、娛樂化操作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其實是，在跟基礎建設有關的公共政策議題上，政府會提供資料給傳媒高層，企圖「打動」傳媒，影響他們的「詮釋」。一位記者說：越資深的記者，越會站在政府的角度來詮釋，卻不反問，政府為何要這樣偷偷摸摸地「打動」他們？也不去檢討，媒體工作者真正應該努力的，是讓公共政策有公開而透明的討論空間。
不過，「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所發起的苦行運動，成為反高鐵事件的轉捩點，不論對記者或市民，都成功地「入心入戶」。成群青年手捧種子和稻米，排列整齊，腳步劃一地繞著立法會苦行，每走五、六步，就俯身跪地一拜，禮敬土地。
前線記者張嘉雯說：「為什麼這些人會聚在一起苦行？使我想多聽聽他們的想法。…我發現自己缺乏對生活的想像，我一直因循，活在『發展應該壓倒生活』的主流中，從沒想過可以保留農林。我發現自己好笨，他們聰明。他們用身體去受苦，去表達社會的苦難，打動了我。」
該片結論，反高鐵運動，是一個燃起香港「本土意識」的運動，民眾開始對公共資源怎麼運用發表意見，對本土前途感到關心，而民間社團更透過行動的發起，迫使傳媒關心，練習主導整個反高鐵運動的訊息生產。
反觀台灣，主流媒體普遍放棄成為堅守社會正義的第四權，報業不在乎讀者有沒有訂閱，反而依賴政府或企業置入性行銷的廣告收入維生，台灣民眾，要如何主動爭取公共政策公開而透明的討論空間？要如何拿回訊息生產的主導權？如何重塑言論自由的規格？
或許，走出家門，拿起相機，成為一個和世間苦難交流的公民記者，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