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歷史教科書，只要比較所謂的清朝與日治/據兩個部份，就會發現一個很明顯的相異處：我們學習了台灣清季的內地史(內地/métropole，即宗主國)，但日治/據的內地史就毫無涉獵。如果，我們承認日本國對二十世紀台灣之影響重大，遠甚於清國之於19世紀的台灣，那為何反而要避免去了解當時的日本呢？
切割掉內地的殖民時期認識，並不只出現於台灣教科書中，也存在西半球戰後的史學研究裏；隨著戰後獨立運動的興起，原本帝國史作為內地與殖民地所共享的完整體，頓時拆解兩半；以法語圈為例，在法農（Frantz Fanon）「遺忘歐洲」修辭的路線下，前內地(法國)成為遙遠的國度，宛如這些新民族國家當年所遭遇的，只是殖民政府的操弄；而法國以布勞岱爾為首的史學派，也將前殖民區塊改定位為文化研究的對象，而少有投入。
從90年代開始，這種涇渭分明的研究方法受到很大的批評，新帝國史學(new imperial history)認為不論是內地觀點或獨立國家觀點，皆是單義的歷史認識(histoire univoque)，當年人員、知識、經濟與行為模式上雙向互動頻繁，所以用現在國界框架去區分原本的完整一體，根本就是脫離史實；而且不只是殖民地，甚至於內地，都應該鑲嵌於帝國系統內思考。
在該史學派重要的出版物《帝國的張力》一書中，即引導提問：「歐洲是如何經由殖民地才得以建立起來？而殖民區塊又是如何被歐洲內部的衝突所形塑出來？」
也同在90年代，因批判歐洲中心的世界史所產生的連結史(histoire connectée)，也為理解帝國史的肇始提供了新的工具。此方法認為帝國征服不是一種文化特徵上的必然，而是一種諸多局勢構成的巧合，這個巧合尚且是一種彼此適應的過程，實現該雙向適應，不僅得仰仗一些游走在自我認同與帝國效忠間的角色，還必需建構出一些混血的思想與操作模式；於是，帝國擴張，絕非古典鉅史觀所描繪那種大軍壓境四海的景像。
回到台灣歷史教科書的討論，就日治/據時期部份，若我們願回應這二十年來西方的史學改革，那所應教授的內容，不該再是「一部台灣所被迫接受的日本殖民史」，而應移位至「一部台灣所(被迫)參與的日本帝國史」。目前自囚於傳統的殖民史，不僅正是上述所言之單義的歷史認識，更是廣義台灣史之重大缺漏。
這個重大缺漏，來自於台灣人於日本帝國布局中有其特殊角色，如果類比於法蘭西帝國，台灣人扮演著法屬加勒比海人的角色，如果類比於大英帝國，則是坦米爾人：這些人都不能被視為單純的被殖民者，因為同屬被殖民先驅，爾後都以專業者或公務員身份，成了帝國擴展的得力助手：法屬加勒比海人進入非洲、坦米爾人進入斯里蘭卡與新馬、台灣人則進入滿洲國與華北。此類台灣經驗在傳統殖民史書寫中，一向被忽視或邊緣化。
當然，重回帝國史，絕對不是大日本帝國教科書的回魂，相反的，是對其強烈的批判：批判其軍國主義與對殖民地的壓迫、批判其內地中心主義、批判只側重台灣對日本的依賴、批判交流描述僅著重於單方向(內地往海外)、批判台灣對於建構出日本帝國(不僅是內地)份量的低估。
這些批判再延伸下去，甚至可以讓我們重新認識日本這個前殖民主：透過當年殖民過程的相互適應，包括人力、物力、知識力等等的流動，日本為世人所稱頌的現代化經驗裏，究竟有多少是台灣貢獻於其中呢？
更進一步，這個帝國史的學習不該以1895至1945為限，還必需往前、往後延伸。
往前的部份，日本作為東亞現代化的震央，欲了解台灣如何成為殖民地、以及其社會經歷了什麼樣的國家化(étatisation)與現代化，都不能不溯至明治維新；這一點甚至連學習中國現代史也需所有涉獵。
在往後的部份，台灣的後殖調整(reconversions postcoloniales)無異於新獨立國家，殖民主的離去並不代表兩地經濟與技術交流斷裂，就許多產業，其實比二戰前大部份時間還熱絡許多。
有學者提出「亞洲作為方法」，思索擺脫西方學術宰制的可能，就歷史學習這一部份，策略不是「去帝國」，而且應是以批判的角度「再帝國」，讓非內地觀點的日本帝國(不只是內地)成為我們的基礎歷史知識，配合筆者之前所提倡中國史認識的革新，台灣將可自顯為東亞兩個最重要文明圈的交集點，要談「亞洲作為方法」，放眼四海，台灣學子將會是最有潛力的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