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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人是義務，受尊重是權利」，這聽來似乎非常有道理，但在絕大部份司法官培植於戒嚴年代、絕大部份法律是中國國民黨欽定的台灣，即使法令上25年前已解嚴，但長期罔顧人權的種種司法、政策、宗法封建教育及大家長制思維，至今仍深深籠罩這個社會，以致於，不只檢警濫權、行政栽量權無限上綱，包括學校、家庭、職場，都因為不懂尊重他人權利，也不懂保護自己權利而充斥著種種霸凌苦難。
這場活動由基金會執行長曹欽榮 先生主持。葉菊蘭女士跟台南市教育局長鄭邦鎮 都致了詞，葉 女士一開頭就講：人權，是一個國家文明及富強的指標，《鄭南榕基金會》很開心今天來到了台南，台南是最有台灣味的地方，感覺台南人很率性、很自在，因為台南人最能活出真性情！
呵…聽聽外地人看我們的角度，除了新奇，也總會讓人反思…台南人總是以身為台南人為榮，不管是吃食或文化。能看得到自己的有，也就容易看到別人的有，那麼，這應該是一個對於生而為人的價值、對做人尊嚴較有意識有知覺的城市了，難怪台南素有「民主聖地」之稱，那麼，從這兒推展人權，想必也能有卓著的成效。
鄭局長先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他喜歡吃豆芽菜，太太就每天準備豆芽菜給他吃，有一天他看到太太打開放在地上的一個茶壺之後跟他說，對不起，今天沒豆芽菜可吃，因為天氣太冷，豆芽孵不出來。他才知道原來他每天吃的豆芽菜是這樣來的，也才知道綠豆得先泡水好幾個小時、每天換水清洗好幾次、如是持續好幾天的照顧，才能讓他每天有新鮮可口的豆芽菜吃，所以，鄭局長說那天他雖然沒吃到豆芽菜，卻是他最幸福的一天，因為那一天他明白了自己過去所享有的幸福，而那幸福不是理所當然。鄭局長說，生而為人，理應擁有人權，但如果我們不注意、不珍惜（不認識、不捍衛），本該屬於自己的東西，很可能就會被拿走，然後就會像剛剛影片裏看到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一樣，生命或自由被剝奪……
鄭局長也非常重視文化發展，他說他雖然是教育局長，但他認為教育局也應該是文化局，而且不只是教育局，政府每個局處（社會局、勞工局、交通局、、、）都應該是文化局──都應該重視文化發展。
鄭局長也非常重視文化發展，他說他雖然是教育局長，但他認為教育局也應該是文化局，而且不只是教育局，政府每個局處（社會局、勞工局、交通局、、、）都應該是文化局──都應該重視文化發展。
好訝異有這樣一位「好有sense」的政府官員，完全不同於印象中只會「依法行政」又行政栽量權強大的政府官虎，我發現自己竟從頭到尾目不轉睛不自覺的微笑深情款款臉上洋溢光采的聆聽，心裏說著：好棒的教育局長、好幸福的台南市！…真的要認識要珍惜這樣的幸福啊！就像鄭局長也說，他在這個職位的時間不多了（離退休不遠了），所以沒有做錯事的奢侈機會，僅剩能發揮的力量，都必須用對地方，都要對台灣、對人類有幫助。
從來不知道「長官致詞」也可以這樣精采…給我的感動和受用，竟不亞於座談會本身！
今天的活動裏，有一個40分鐘的影片播放：《綠島的一天》，是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影像紀錄。影片結束，曹執行長問我們有沒有什麼問題。由於這片子之前已在《聖脈》播放過，我們便向執行長反應同修們的問題，比如一位七年級生就說他們那年紀的看這樣的影片，無法感受政治犯關在綠島有多悲慘，感覺這影片好像刻意剪輯「輕鬆」的片段，這樣會不會有誤導之虞？像1998年奧斯卡最佳記錄片The Last Days (消失的1945)就寫實多了，那才夠力道！（中文字幕版參閱：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K4pGRSJY6E/。）
我猜測是因為納粹大屠殺已經過轉型正義，而台灣二二八至今還沒，所以白色恐怖的陰影仍到處存在，所以導演為了讓更多人能夠接觸到這部影片、這段歷史，不得不如是選擇？曹 先生說大致是如此，但也補充了我們所不知道的背景，比如，《消失的1945》一來它是由國際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所拍攝，他有非常雄厚的資本可以運用很多資源，二來，納粹大屠殺在歐美國家都已得到轉型正義，所以這部片沒有「說真相」的困難；而我們這一套綠島人權系列影片，出現的受難者都是同樣的幾位，就是因為好多受難者仍然不願意曝光（事實上是大部份），願意現身的受難者，也未必什麼都願意講，曹 先生說這不能怪他們，是這個社會氛圍使然：台灣社會還沒有轉型正義，大家心中白色恐怖的陰影還是揮之不去。
的確如此啊！事實上當我上個月第一次看這影片時，已經覺得某些事他們敢講出來，相當大膽了，就今天台灣的人權狀況及言論自由的尺度來說。因為2008馬政府上台至今，人權及言論自由倒退太多了，要是現在才採訪拍攝的話，恐怕這影片裏很多的話我們就聽不到了！於是上網查了一下，果然《綠島的一天》是2009年出片的，「8年來由許多文史工作者、導演接力採訪錄影」，也就是說，幾乎採訪、錄影過程都是在阿扁總統的時代！
曹先生也介紹了基金會今年贊助出版的兩本書，一本是童書繪本『希望小提琴』，另一本『青島東路三號』是一位綠島政治受難者的回憶錄，兩本書的作者，兒童文學作家幸佳慧 博士和顏世鴻 醫師，恰恰都是土生土長道地的台南人！
另外，今天還邀請了高雄港和國小的劉育豪 老師為我們分享他課堂上的人權教育。劉 老師說他研究所的論文是關於「兩性平權」，所以他就用高雄「二十五淑女墓（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的歷史事件，來開啟孩子們對性平議題的認識：從實地參訪，到回到課堂讓大家觀察及討論相關的問題，比如：為什麼死者年紀都那麼輕（多數不到二十歲）？為什麼都是女生*？然後介紹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哇…好先進！好讚嘆！
（*註：在1973那個年代，台灣經濟還不很好，而且重男輕女的觀念仍嚴重，一般家庭很普遍的現象就是：犧牲女兒的教育，讓女兒工作賺錢養家，讓兒子唸書。）
劉老師很年輕，三十初吧，但從他的分享，了解到他真是一位好用心教育的老師：比如他說他發現台灣的孩子不太有思考的能力，但不能思考，就無法了解及捍衛自身的權益，也無法尊重他人的權益。因此，他自己用了許多時間精神關注社會議題（如瘦肉精、核電等）、搜集相關資料，好引導孩子們思考、討論。劉 老師也讓孩子集體創作，比如從所討論的議題，大家共同創造出一首可以讓人朗朗上口的詩歌；或讓孩子們辯論「該不該補習？」「爸媽該不該給零用錢？」等等議題，除了幫助思考，也讓孩子們能從思考的過程中感受到很多事情不是理所當然。
劉老師也分享了他的困難，如：1．小朋友們對很多公共議題都很有興趣，但理解不夠深入（我心想：沒時間啊！台灣孩子的課業壓力那麼大，哪有時間空間再多關注其它？！）2．老師為求先行理解，備課時間必須拉得很長。3．課程進度考量，使得議題無法擴充。
這讓我立刻想到在陳之華 小姐寫芬蘭教育的書『沒有資優班』裏看到的：芬蘭教育制度在1994年歷經了重大變革之後，老師獲得充分的教學自由度與課程自主權，可以自行決定教材與教學內容和進度。希望讓老師有參與感、決定權，讓從事教學多年的實際經驗與專業足以發揮，增加他們為社會或學生改變些什麼的參與感，激發出更好的教學動力與熱忱。
莫怪乎，「教師」這個職業在芬蘭最受中學生嚮往，芬蘭社會也普遍認為這是一份有尊嚴、有自主權，而且很有人生價值的工作。
忍不住想像：台灣必定還有許多像劉 老師這般的認真優秀的教師，如果也能有像芬蘭那樣教學享有充分自主權的環境，那麼，台灣未來可真令人期待呀！（當然，前提是這個國家必須先有深刻的民主思想，人民也都具備公民常識，清楚公民權利，不再什麼都讓「大家長」決定。）
走出『小說咖啡』，感覺我的生命又得到了好豐盛的滋養！也就很能感受曹 先生方才說的，基金會先前在彰化、高雄、、、等地辦的這座談所受到的熱烈迴響了。而又在基金會網站看到各學校老師們精心設計的人權教案，更令人企盼，不只《鄭南榕基金會》，而是會有更多的基金會或組織，都能走出台北城，讓好活動好資源，都能夠到達台灣各個角落，弭平城鄉差距，那麼，均富的台灣，將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版主：
1994年當史蒂芬史匹柏拍攝完《辛德勒的名單》 後，深受感動的史匹柏出資成立「大屠殺歷史真相基金會」(Survivors Of The Shoah Visual History Foundation)，大屠殺在希伯來文正是基金會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SHOAH」。基金會紀錄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期間慘遭大屠殺的史實，希望後代子孫能從中記取教訓。在上千名志工的協助下，它們已在57個國家收錄32種語言，蒐集超過5萬份的證詞、20萬份的錄影帶、10萬小時的談話，全部的資料看完預估要13年！「罄竹難書」這個成語完全無法呈現集權濫權的罪無可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