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8日 星期五

23年前的天安門精神

(06-08-2012王超華)


將公民尊嚴還給公民
今天中國的眾多困境,很多可以溯源到六四鎮壓。
1989年,震撼全球的天安門愛國民主運動在六月三日夜間遭到正規軍 坦克機槍的血腥鎮壓。許多人因此失去生命、受傷致殘,許多人就此改變命運。但更重要的是,「天安門大屠殺」(Tiananmen Massacre)已成為世界政治詞典中「恥辱」的代名詞。

中共統治集團中,幾乎所有當事人對此都有默認,也都因此而不願以個人名義公開承擔直接責任。這恰恰襯托出,天安門抗爭的實質,是共和國公民群體共同發聲,要求執掌權力者認明,公民群體才是國家權力最根本的正當性來源。
今天中國的眾多困境,很多可以 溯源到六四鎮壓。六四記憶,是保護人類道義和民族精神不能迴避的責任,也是認識歷史和現狀的最佳鑒鏡之一。
1989年中國民眾抗議運動,在暴力鎮壓面前表現出驚人的勇氣和熱情。素不相識的 人們在長街上同仇敵愾,即使手無寸鐵,也不懼於面對槍口痛斥法西斯。危機時刻,相互扶助,不留姓名。隻身阻擋坦克車隊的形象,傳遍世界,是那時人們正義精 神的縮影。大街小巷,無數類似的身影,令當政者不敢信任北京人,不敢信任北京警察,也不敢完全信任他們自己的部隊。這本應是民族歷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一頁。
同樣值得自豪但較少為人提及的,還有長期大規模示威中,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場。這個在最後兩星期裏出現的口號,與其說引導了運動,不如說是表達了一直充溢在運動中的基本精神。
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直到鎮壓前一兩天部隊試圖強行進城,一個半月的時間裏,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春,一系列大城市見證著上百萬人的遊行隊列多次穿行於繁華商業區,卻沒有發生任何嚴重治安事件。
抗議第一周曾有報導西安長沙商家被襲,當地學生控訴政府栽贓,果然,政府有所收斂後,兩地在此後益發擴大的示威遊行中也都平安無事。世界近現代史上,各國都曾多次發生各種大規模抗議示威,可是,只有中國八九民運,出現了千百萬人和平抗爭,長達50天無事故,堪稱獨一無二。
這並不是說,八九民運具有超乎尋常的組織能力。事實恰恰相反。儘管八十年代校園生活很活躍,但當局一貫打壓自治組織的立場,造成幾乎所有運動參與者在規劃組織政治示威時,都缺乏必要的知識和實踐。23年來,對當時學生組織的批評數不勝數,足以說明,運動有其自身邏輯。
體現公民與政府平等「對話」
沒有力挺某一高官,也沒有集中攻擊某一政策,整個八九民運最持久的要求是「對話」。北京、上海、湖北、 湖南等地學生,分別和中央及省市領導進行了對話。而各界聲援民眾,支持的正是學生的對話要求——為什麼政府不能和公民平等對話?
反腐敗,反官倒,要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都是有效動員群眾的口號。但仔細考察民眾支持的狀況就會發現,將這些既抽像又具體的條目連結在一起的,是「對話」體現的公民與政府平起平坐的立場
事實上,這也是當局最難以答覆的要求。官民平起平坐的內涵,賦予民眾作為公民的自豪感。運動期間的自律,並非只是出於恐懼的謹慎。
同時,運動要求於當局的,並不僅限於「對話」兩個字涵蓋的意義。經過前一年18的通貨膨脹,民眾帶著對政府強烈的不信任走上街頭,拒絕接受「摸著石頭過河」的安撫。
誠然,任何前人沒有走過的路,都需要以探索精神開拓,但這不等於無原則地原諒當局,人們要求政府提出改革方向,更要求政府有承諾,有信用。這是前一年的經濟危機轉化為八九年社會運動時的核心政題。
不是幾個學生領袖,也不是只有民主雛形的學生組織,而是千百萬自豪的共和國公民,共同創造出八九民運令人震驚的世界紀錄。
坦克開進天安門,扼殺了改革開放以來最為輝煌的民族精神,埋下了今日維穩體制的根基。
開放獨立調查
最近,一些中共當局有意為六四「平反」的消息正在蔓延傳播。五月底以來,國內各地民眾紀念六四的趨勢, 也比往年更為活躍而且公開。特別是各地訪民,重新發現天安門的感召力,在紀念六四中寄托著他們微薄卻堅韌的希望。最近,更有消息說中共當局有意重評六四, 至少會先從撫恤難屬和允許流亡者回國探親入手。
23年來,死傷者及其家屬在政治高壓下承受了難以言傳的苦難,其中包括少為人知的那些以「暴徒」入罪服刑長達20年的普通市民。面對個人遭受的冤屈,官方做出的任何補償,都值得歡迎。但是,我們必須區分人道補償和重建社會公義,在重評六四時,前者不但無法全然取代後者,而且需要以後者為支撐
官方人士曾私下接觸個別受難者家屬,提出賠償可能。「天安門母親」群體倍感侮辱,發出公開信拒絕。這裏的首要問題,在於政府能否痛下決心公開承擔自己的罪責。而首要的步驟,則應當是開放獨立調查,公布盡可能完整的受害者名單。否則,無異於金錢收買仍在忍辱堅持的家屬。
六四流亡者回國,同樣有人道關懷和社會公義兩方面。當陳光誠及其家人受到無時不在的監控和侮辱,當陳光誠的維權朋友們仍受到國保威脅,當劉曉波因《08憲章》受監禁,而他的妻子劉霞並沒有受到任何起訴卻不能如自由公民那樣生活,那麼,基於人道理由的流亡者回國,就只能被理解為相當於囚犯家屬可以探監。這樣的條件,與重評六四所能許諾的,相差無乃過於遙遠?!
問題在於,無論現任還是即將接任的中共高層領導,都無法有效轉變他們自己對維穩體制的依賴。即使如傳言所說,溫家寶確實真心呼喚政改,他也沒有能力做出承諾,沒有能力讓地方政府受他本人承諾的約束。普通公民無妨對溫家寶本人有期待甚至有同情,但要以他的言 談作為槓桿追求社會公義,卻只會落入沉重的無力與無助。
畏縮規避,不可能解決六四為中國留下的沉重負擔。只有恢復天安門運動的精神本質,將公民尊嚴還給公民將政府置於必須提出明確承諾、必須可以檢驗、必須有信用的憲法制度保障,與六四相關的人道補償才能談及重建社會公正與道義,有可能為公民參與公共政治開闢空間,並取代「穩定壓倒一切」、「發展就是硬道理」等嚴重破壞社會肌理的惡性立場,重建國家「主權在民」的政治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