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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線上欣賞了洪維健導演2006年的紀錄片《暗夜哭聲》，敘述他的母親朱瑜(出生姓名朱快治)與父親洪世鼎(安徽人)，在白色恐怖時期所經歷的國民黨迫害，以及這整段遭遇在他一生中所留下的、難以抹滅的痛苦痕跡。
綠島將軍岩西側的人權紀念碑刻上了作家柏楊的留言：「在那個時代，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我的外婆，因為女兒和女婿才結婚四個月，就突然失蹤——被捕入獄，她到處哭喊著求援，不到三個月就哭瞎了右眼。」外婆在女兒、女婿出獄後，63歲就走了。
「母親懷著我入獄，5個多月後，保外就醫生下我，然後因為需要哺乳，我又回到牢裏。一歲以後，母親轉移監獄，我回到外婆身邊，直到六歲又把我送回去跟著母親，前後在牢裏待了5年。」
「獄裏生活苦不堪言，失去自由不説，飯菜都非常地難嚥，我在裏面就這樣度過了童年。」
「即使出獄後，父母還是飽受歧視。不停地被當地管區的警員騷擾，他們還借機亂拿家中財物；逢年過節，父母還要送禮或送紅包來籠絡那些員警，以求得平靜生活……。」
拖延多年才拍完本片，是因為相關檔案要一直等到民進黨有機會執政、再經二二八團體請願施壓，才促成部份開放，有了完整的佐證，他才能打造這一步詳實的紀錄片，描述雙親被錯判、被冤禁的來龍去脈。
這才發現：「原來，這一切的不幸，都來自蔣家王權，黑牢和槍決，都是蔣介石一手造成的，可是這個社會卻越來越脫離事實，對蔣介石的評價，也跟著大量失真。對我們這些遭受過殘酷摧殘的人，實在無法接受積非成是的偏頗阿諛。」
他的父母是因為1950年一個小型的匪諜案「于非案」被捕。于非是教育心理學教授朱芳春的化名，1950年調查局接到情報，在新店文山中學發現共匪刊物，當時就懷疑他一年前在「台灣省政府社會處」開設心理學講座，是在吸收左傾成員。
一群有參加過他所主持的實用心理學讀書會的人，都按照《叛亂罪》被判了10~15年的重刑。仔細看看這些人的背景，多是公務人員、職業軍人、上班族，大學生…等一般求學問的知識份子，其父洪世鼎是林產局科員，28歲，其母朱瑜則是教育廳辦事員，24歲，被捕前四個多月才剛結婚，被捕時，母親肚裡懷了他，「誰會懷孕了，還不要命地搞叛亂呢？」
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能被法官接受，一個案子，只花了100天就判刑。「當時，很多人都是因為被人檢舉，或是特務製造假案而被捕的，其實檢舉和犯罪證據，都是捏造的…。」然後，每一個叛亂犯，都經蔣介石親自批閱裁示，他的親筆字跡和用印，證明他就是許許多多冤案假案背後的元凶。
看到以下這一段時，我很驚訝：「當初我父母親的判決書亂寫一通…，審判長分別是劉達、陳英和范明，連著三個人都是單名，實在罕見，後來有的家屬求情送禮才發現，這些審判長用的都是假名，所以有一兩個根本問不出住所。其實，當時經手叛亂案的審判長，都做過不下幾百次的冤獄判決，他們不但睡得好而且不受譴責，部分軍法官到今天還活在人間，這些人從來不覺得自己做錯事，因為到今天沒有看到過哪一個出來懺悔自己錯判過政治犯，或者向台灣人坦白他們做錯了，這些軍法官，從二二八到美麗島，都一直是沉默而懦弱的幫兇。這才是國民黨留下的最大傷口。」
即使民進黨曾經執政過八年，許許多多曾為國民黨統治集團效命的殘酷劊子手，至今還存活在行政、司法、檢調體系中，甚至，掌控政府、軍隊要職，就算退休了，仍享有國家提供的優渥退休俸，即使往生了，其精神仍舊透過黨國體制的掩護而傳承了下去。深深地感慨，台灣的轉型正義一天不做，就形同多栽培了一株踐踏人命的冷血與栽贓枉法的輕率。
我們已經看到它帶給台灣社會的傷害──我們縱容一個為掌權而不惜犧牲台灣主權的總統，權力無限上綱，卻不用為他所說過的任何一句話，負起一絲一毫的責任。
版主：「于非匪諜案」，全案一共有15個人被抓，3個半月後9月5日判刑確定。
原本要抓的人只是于非，抓不到于非就先逮捕「妻子」蕭明華抵帳，還有3個鐵路局員工，先酷刑(電椅、老虎凳、捆綁吊打，五天五夜不許睡覺)再判意圖非法顛覆「政府」，處以死刑。其他的人被判刑10、13、15年不等。
母親告訴洪維健導演，1950年11月8日，她和蕭明華關在一起，也就是洪維健出生前22天，一大早年僅28歲的蕭明華給憲兵押往馬場町刑場，母親聽後，深受驚嚇不能自己。
11月8日槍決蕭明華四人還只是前奏。後來又大規模的抓人，翌年6月28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主持召開中外記者會，宣佈偵破有史以來最大的匪諜案。報紙上説抓到了106人，但判決書上列名只有57個人，19人在記者會召開的第二天就被執行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