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2日早上，國民黨【中央日報】第四版，與台灣省政府經營的【新生報】第四版，都印著斗大的震撼標題與驚悚的集體槍決照片：「台灣豈容奸黨潛匿，七匪諜昨伏法。」及「你們逃不掉的，昨續槍決匪諜七名。」
這一則新聞，報導的是1949年「澎湖七一三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及學生白色恐怖事件」，旅美作家王鼎鈞曾為文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至1997年，本案「平反」，已是47年以後…
2007年10月18日，當年主持冤案平反小組的前新黨立委高惠宇，陪同受害者王人榮及張敏之校長之子張彤，一行人親自拜訪澎湖縣長王乾發告知該案的始末，並希望建碑。王縣長與民政局長張瑞棟說：「我們澎湖人不知道有什麼七一三事件，政府也從來沒說」、「誰知道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我們地方文史工作者也不知道」、「家屬如果要與二二八一樣設紀念碑，應該設在台北馬場町」、「什麼是外省人的二二八？這是操作…….」、「這些山東人只是澎湖的過客…」
說的也是！這些白色恐怖與匪諜冤獄在戒嚴時期，有誰敢站出來陳述？又有誰有能力還諸人權正義？然而，這麼多人的心靈創傷，又豈是王縣長幾句輕薄話語就能帶過？
張彤在《我的父親張敏之》紀念文中寫著---
「在澎防部的操場上，家父張敏之（煙台聯合中學校長）與司令官李振清激烈爭辯，因為該部違反與教育部的協議，強迫幼年學生入伍，參加這個在內戰中潰不成軍的部隊。李某懷恨在心，於是指示39師師長韓鳳儀及政戰官陳復生，編造莫須有的匪諜案，逮捕師生百餘人，屈打成招，解往台北。」
王鼎鈞在《匪諜 是怎樣做成的》文章裡這樣描述著…
「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
「內戰後期，國軍節節敗退，山東流亡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當時約定，讓16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17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
「1949年6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登輪者近8千人，後來號稱8千子弟。7月13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16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16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個學生，司令台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
「30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做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後來，軍方以逮捕匪諜的名義，拘禁許多人士加以秘密審判。就這樣，校長張敏之、鄒鑑和五名學生劉永祥、譚茂基、明同樂、張世能、王光耀以「匪諜」罪名，被押到台北馬場町槍決。另有２名學生王子彝、尹廣居死於獄中，甚至有不願參軍的學生被軍隊蒙住雙眼，套上麻袋丟入海中。同案還有60多名學生，押回澎湖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簷下低頭，而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張敏之和鄒鑑，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他們當時殺人毫不遲疑，真相大白時又堅決拒絕為受害人平反。
反之，民進黨前立委謝聰敏，他雖是因台獨案繫獄十多年的老政治犯，卻非常關心當年山東人的難友。他與同樣關心本案的新黨前立委高惠宇，雖然都落選未能連任，卻依然不分統獨立場協助平反。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覆是「為國家留些顏面」！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
1999年夏天，張敏之的幼子張彤請資深新聞工作者劉台平、高惠宇二人協助，為澎湖案寫了一本十多萬字的書，希望在12月11日張敏之殉難五十週年紀念日出版，卻無法找到廠商出版發行。其實這個結果不難想像，因為這八千名學生在當時確曾遭受迫害，但日後很多人卻又成了高官或將領。出版這一類的書，不只是陳誠、彭孟緝這些人的後代不滿，當年的某些受害者也未見得領情。
張敏之夫人王培五在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中，縷述了這些高官或將領：
將級軍官佼佼者如國防部副部長王文燮，海巡部司令王若愚，陸軍總司令李禎林。
文教界佼佼者如政大校長歐陽勛，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陶英惠、呂實強、張存武，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國民黨黨史會主委李雲漢。台大文學院長朱炎，台大教授孫同勛、韓復智。文化大學史學系主任馬先醒，政大教授李瞻、楊懋春、徐炳憲、姜占魁，花蓮師範學院校長鮑家驄，師大視聽教育館長陳永昭。
政界學界佼佼者如台大校長、國防部長孫震，台大教授、考試院秘書長王曾才，內政部主任秘書莊惠鼎。
警界出身的佼佼者，如警政署長顏世錫，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長劉蓬春，警務處長于春艷，營建署長潘禮門。
藝文界人士有編劇家張永祥、趙琦彬，畫家于兆漪。
科學界有核子專家莫瑋，昆蟲學家程顯華，太空醫學中心主任王文景，三軍總醫院副院長杜方等多人。
這些都是當年政府「待之不如牛馬」的青年學生，最後卻虧得民進黨出面幫忙平反。夜深人靜，當想起為他們上十字架的校長時，內心深處是否會出現些許愧疚與遺憾？
版主：
中國有五星紅旗，台灣有青天白日滿地紅。一塊可遮眼睛，一塊可披蓋亡者身上。
當年崔健用紅布蒙上眼睛唱《一塊紅布》，紅色隱喻中國紅色政權，蒙住眼睛的紅布象徵中國人民就這樣閉塞視聽，與世界隔絕開來。特別是這個「五星紅旗下長大的新一代」（崔健說成「紅旗下的蛋」），從小就長在黨的陽光下，眼前永遠被塗抹成一片溫暖、金光透亮的暖色調。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王朔聽完這首歌時說：「我第一次聽《一塊紅布》都快哭了，寫得透！當時我感覺我們千言萬語寫得都不如他這三言兩語的詞兒。」
崔健在1993年柏林演唱會說到：
「《一塊紅布》的歌詞從字面上看起來好像是關於愛情的，但我發現現在許多的年輕人，我們很多的朋友，他們願意把自己的眼睛擋住，他們覺得自己舒服。因為你看到太多真實的東西，你不能騙你自己，所以說很多的文化也是這樣，如果你真正看到以後，他會覺得自己太弱，或是這個生活太複雜，不是很純潔。他們覺得擋上點兒好，你越是看不見，越是幸福。但這個好像有兩個意思，一個文化，政治的；還有一個就是愛情的。所以說這首歌不能說完全是一首政治歌曲，好像是一種感覺，本身也有這樣的感覺。所以我聽很多朋友這樣說，也有記者這樣問，說，藝術是不是就是政治？我一般都是這樣回答的：「藝術是有政治責任，但是沒有政治目的。」
「《一塊紅布》的歌詞從字面上看起來好像是關於愛情的，但我發現現在許多的年輕人，我們很多的朋友，他們願意把自己的眼睛擋住，他們覺得自己舒服。因為你看到太多真實的東西，你不能騙你自己，所以說很多的文化也是這樣，如果你真正看到以後，他會覺得自己太弱，或是這個生活太複雜，不是很純潔。他們覺得擋上點兒好，你越是看不見，越是幸福。但這個好像有兩個意思，一個文化，政治的；還有一個就是愛情的。所以說這首歌不能說完全是一首政治歌曲，好像是一種感覺，本身也有這樣的感覺。所以我聽很多朋友這樣說，也有記者這樣問，說，藝術是不是就是政治？我一般都是這樣回答的：「藝術是有政治責任，但是沒有政治目的。」
《一塊紅布》 歌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8UPST1ZKSw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
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
你問我看見了什麼
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
它讓我忘掉我沒地兒住
你問我還要去何方
我說要上你的路
看不見你也看不見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問我在想什麼
我說我要你做主
我感覺你不是鐵
卻像鐵一樣強和烈
我感覺你身上有血
因為你的手是熱呼呼我感覺這不是荒野
卻看不見這地已經乾裂
我感覺我要喝點水
可你的嘴將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為我身體已經乾枯
我要永遠這樣陪伴著你
因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嘟……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
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
你問我看見了什麼
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
它讓我忘掉我沒地兒住
你問我還要去何方
我說要上你的路
看不見你也看不見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問我在想什麼
我說我要你做主
我感覺你不是鐵
卻像鐵一樣強和烈
我感覺你身上有血
因為你的手是熱呼呼我感覺這不是荒野
卻看不見這地已經乾裂
我感覺我要喝點水
可你的嘴將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為我身體已經乾枯
我要永遠這樣陪伴著你
因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