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馬總統看了一支年輕人創作的MV後，在臉書上分享：「文哥是一位有理想的人，因為希望看見大家幸福的模樣，所以一路堅持，帶來改變的力量。文哥的理想，也是我身為中華民國總統一路走來的理念。大家會好奇文哥是誰？就是『我們國父』，沒有文哥，也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國，我們的文哥真讚！」
國民黨為了打響建國百年一事，讓「文哥」在親國民黨媒體上大量曝光。還好現在較正確的資訊可以從Google、從wiki中獲得，讓我們得以重新檢視歷史課本的謬誤，不再跟著主流媒體人云亦云…
1911年10月18日，星期三。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澳大利亞人莫里遜（George Ernest Morrison）離開了他那座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宅院，趕往前門火車站。此時的莫里遜，要趕上前往漢口的火車。
莫里遜，親歷了從近代中國從戊戌變法到巴黎和會的歷史進程，是中國清末民初歷史轉型期的見證人。
10月27日，在寫給《泰晤士報》總編的信中，莫里遜轉述了日本駐華武官青木宣純的評論：「如果這場革命或許不是清王朝的結束的話，它肯定是中國長期為之受苦的無道的暴政的結束。袁世凱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國有信譽，在外國有好名聲，是唯一可望從目前的動亂中恢復秩序的一個人」。
莫里遜表示：「政府變得更有希望了」。他在寫給倫敦的信中說：「袁世凱到北京以來表現十分好。他顯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質，並且逐漸成為局勢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決於他，萬一他被暗殺，則將出現混亂。然而他被刺的危險總是存在的」。
莫里遜堅信：「一定會出現一個共和國，而袁世凱只要在此期間不被炸死，會成為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
「他在整個危機中始終表現出驚人的洞察力，在操縱本國人民方面表現出令人嘆服的手段」。莫里遜在對袁世凱深表欽佩的同時，對孫文似乎並無任何好印象。
在另一封寫給報社的信中，莫里遜說：「孫文迄今給人們良好的印象。人們認為孫文隨身攜帶鉅額的外幣，因此對他有好印象。據我了解，實際上什麼錢都沒有帶來。一旦此事為人所知，人們很可能會對他產生反感。」當孫文回國時，的確故意放風說自己攜帶了大量的資金，這令他在「革命威望」之外，更成為眾多「革命者」爭相拉攏和效忠的對象。
「世人對孫逸仙有錯誤的認識。」黎元洪認為：「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沒做什麼實際的工作。他返回中國時，革命已經結束。除了一些道聽途說的模糊印象外，我幾乎沒有聽說過他這個人。除了聽到一些他的煽動性演說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觀點。我對他的認識只有這麼多，我認為他是個空想家」。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一書中說，自民國有史以來，他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面評價之書，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新史料的發現及新史觀的突破下，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的「告密罪」、為稱帝而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漢奸罪」等指控均已被證明不符合歷史事實；而在為袁世凱的聯名「辯護」聲中，其中不乏楊天石、房德鄰、孔祥吉、茅海建、劉憶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這恐怕並非偶然。
民初的政治制度是跟著掌權者的意志遊走，孫文擔任臨時大總統時，是「總統制」。三個月後，孫文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把位置讓給了袁世凱。臨去前，孫文卻制定了「臨時約法」，把「總統制」改成「內閣制」，實權者因此由總統轉為內閣總理。袁雖貴為臨時大總統，但那只是個有名無實的空殼子，而孫文卻為自己留下了「謙讓」的美名，由此看來，孫的心機還真深！然而，這只是虛晃一招，孫文心裡想的其實還是總統大位。孰料，宋教仁竟也主張採用法國式的內閣制，並積極爭取中國的首任內閣總理，孫文擔心宋教仁趁虛而入，真的當上內閣總理，遂決意殺了宋教仁，讓內閣制從此胎死腹中。
民初的政治制度是跟著掌權者的意志遊走，孫文擔任臨時大總統時，是「總統制」。三個月後，孫文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把位置讓給了袁世凱。臨去前，孫文卻制定了「臨時約法」，把「總統制」改成「內閣制」，實權者因此由總統轉為內閣總理。袁雖貴為臨時大總統，但那只是個有名無實的空殼子，而孫文卻為自己留下了「謙讓」的美名，由此看來，孫的心機還真深！然而，這只是虛晃一招，孫文心裡想的其實還是總統大位。孰料，宋教仁竟也主張採用法國式的內閣制，並積極爭取中國的首任內閣總理，孫文擔心宋教仁趁虛而入，真的當上內閣總理，遂決意殺了宋教仁，讓內閣制從此胎死腹中。
在所有參與反清革命的人中，宋教仁大概是聲望最高、最有可能在民國肇建後出任第一任總理之人，如果不是最後遇刺，恐怕當時年方30歲的宋教仁將在未來中華民國的發展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而關於宋教仁的被刺殺案，所有在台灣受教育的人，都會由國民黨版歷史課本裡學習到是由袁世凱主謀。課本裡的一句「宋教仁於上海火車站遇刺身亡」就帶過了這件民國初年的大事。
事實上，宋教仁遇刺的這個案例，恰巧說明國民黨為什麼一定要「一綱一本」，堅持讓所有的學生背標準答案。如果我們走向「一綱多本」式的教育，如果有個學生太認真，自己上網查找資料，那誠實的Google就會在「宋教仁於上海火車站遇刺身亡」之外，再告訴你「宋教仁於上海火車站搭車，準備北上與袁世凱會面時遇刺」。
事後，警方追查兇手為失業軍人武士英。武士英被捕之後，先供述受應桂馨指示，後又在法庭翻供稱係個人所為，否認見過應桂馨。後來，暴死上海獄中，各方猜測應屬中毒。
武士英的經歷和背景與北京政府沒有一點聯繫，說袁世凱殺武士英滅口，非但在理由上站不住腳，而且從技術上來說也幾乎沒有可能。當時上海是國民黨勢力的大本營，當時的破案、審判等工作都在國民黨控制下。武士英引渡到中國法庭後被關押在上海海運局滬軍61團的軍營中，而該部隊是滬軍都督陳其美的老部隊改編。如果說殺人滅口，最大的可能反而是來自應桂馨的幫會系統或者陳其美的國民黨勢力。
陳其美這個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幫的雙重身份，其為人一向膽大妄為，而且心狠手辣，民國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殺，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復會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陳其美一手策劃，因為個人利益關係而對革命同黨身下如此黑手，實在匪夷所思。更諷刺的是，在陶案後，大家都發表通電抓兇手，陳其美也說要抓兇手，但兇手不是別人，正是陳其美指使手下蔣介石幹的。
宋教仁的遇刺不止讓孫中山可以回國爭奪國民黨的主導權，更成為孫中山千載難逢的再起機會。與宋教仁交好的一派認為孫中山涉有重嫌。其中，宋教仁的親密革命夥伴、後來成為宋教仁貼身秘書的日籍人士北一輝更直言指控宋教仁遇刺一案，孫中山一黨絕對脫不了干係。周恩來在1943年曾經指出：陳其美、蔣介石等人「以流氓的行徑，造成革命黨的最初分裂，造成辛亥以後直到現在上海灘上在帝國主義庇護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與幫會相結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
馬總統臉書上的『我們國父』文哥，不就是周恩來口中流氓政治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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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文率文武官員祭奠明太祖朱元璋 http://www.chinathinktank.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39 |
1912年2月15日，孫文在清室退位後，便急忙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身份，率領文武百官去到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孫文還發表了《祭明太祖文》和《謁明太祖陵文》。在這兩文中，孫文把自己擺在明太祖的事業繼承者的地位上，把蒙古族、滿族看作是異族外國人，把元和清看作是中國的亡國史，「奉茲大柄，還我漢人」，恰恰凸顯了這是一場漢人取代旗人的「種族革命」。說穿了，辛亥革命只是一場漢人新軍的政變，在革命黨人(01-22-1912暗殺宗社黨領袖良弼；汪精衛暗殺攝政王失敗)和幫會的催生下，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與湖廣總督段祺瑞、禁衛軍馮國璋(取代載濤統率)等人逼宮成功了。
1930年10月10日，何應欽簡潔的說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並沒有建設民國的實際」。
「辛亥革命」只是把一個皇帝趕跑。沒有憲政秩序，法律只是統治的工具，「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是辛亥百年最沉痛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