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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關灣監獄「五號營」 |
6月13日是MLB的「台灣日」。五年前的六一三，王建民與郭泓志同日先發勝投；五年後的613，王建民和陳偉殷又取得雙勝投。透過掌上型電視螢幕觀賞二位台灣之光的傑出表現，很為「王者」與「殷雄」感到無比的驕傲。
就在這一天中午，我在桌子上吃飯。對可以下工場的同學來說，中、晚二餐在桌子上吃飯，毋寧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我們被「加強戒護」，在桌上用餐，卻是1300個日子以來的第一次。儘管一個禮拜只有五餐，當從桌上拿起筷子的那一剎那，我已涕零盈眶。
在舍房作業摺蓮花做功德，紙上寫著「九轉蓮花收圓台，普願災障悉消除」，過去不能在桌子上吃飯，或許是業障未除吧！
為了與世界同步，並落實人權立國，馬英九總統2009年五月十日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十條規定，「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法務部資料顯示，「目前每名受刑人使用面積約0.56坪，顯不符合人道最低標準，而有違反公約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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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關灣監獄「六號營」 |
其實1986年我因蓬萊島案入獄的北所，1.86坪的獨居房還有單人鐵床，並有兼做櫥櫃的簡易桌子，上面可以寫字；雙人房也是上下舖的鐵床。為何以前可以，現在不能？挪威沒有死刑，哈爾登監獄(Halden prison)是全球最豪華監獄，沒有鐵窗，牢房還有私人衛浴和液晶電視，只因為挪威監獄行刑目的在感化犯人。
我國的刑事政策依《監獄行刑法》第一條，寫明在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也是教育刑，不是報復刑。我國不必蓋豪華監獄，但酌增受刑人可以使用面積，俾符國際公約的人道標準是應該努力的方向。大舍房關18個人，像擠沙丁魚，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馬總統曾任法務部長，是最重視監獄人權的部長，為了貫徹教育刑感化犯人的初衷，降低假釋門檻，只要改悔向上，服刑三分之一即可出獄，重新做人。現在則是關了七、八成，還出不了獄。美國加州法院之前下令人滿為患的監獄必須放人，而不是多蓋監獄。北監現在收容超過四千人，是原先設計的二倍，立法院如不支持法務部寬列預算來改善，「一桌難求」是必然的。而馬總統在第二任重新考慮適度實施減刑，此其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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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哈爾登監獄 |
1980年三月高雄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法庭裡，15位辯護律師分坐二旁，在我這一邊的長桌就坐了八位，張俊雄、謝長廷、蘇貞昌和我都緊臨而坐，除了我二任總統，其他三位都做過閣揆。謝蘇還搭檔選正副總統，而蘇貞昌再度出任黨主席，一般認為，2016年他將不會缺席。
1980年尤清當選監委，張俊雄1983年進入立法院，蘇貞昌、謝長廷和我則在1981年分別選上省市議員。「長扁之爭」是在台北市長的初選，其他時間都是「長扁合作，共創雙贏」。在市議會，長廷兄和我共用一張桌子、同一支麥克風。面對政治官司，謝長廷是我蓬萊島案的辯護律師，612事件我則是謝的辯護人。1989年十二月長、扁都當選立委，進到立法院，我們又為了推動國會全面改選攜手合作，謝主張修法，我提出釋憲，分進合擊，殊途同歸。在萬年國會的抗爭時代，我曾丟過議場主席台的椅子，也在國防部長郝柏村面前推翻過發言台的桌子。睡占主席台的抗爭方式則從未想過。
1987年二月十日，我自北所出獄，立即找到輪椅立委吳淑珍「特別助理」工作。在老委員的時代，「一個立委、一張桌子、一個助理」，立委與助理共用一張桌子，總有一個人是站著。國會全面改選後才有立委辦公室，委員和助理終於有了自己的桌子。
我在1994年十二月成為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的首位民選市長。但市長的桌子，是高玉樹出任第一位官派市長時所做，歷任張豐緒、李登輝、邵思新、楊金欉、許水德、吳伯雄、黃大洲等官派市長，是一張饒富歷史傳承意義的桌子。我在上面批准催生台北101興建的BOT案，讓信義計畫區變成「台北的曼哈頓」；成立全國第一條捷運木柵線體檢小組，「馬特拉不拉，自己拉」，完成「一年一條，五年五條」的通車時程；宣示二年內改善台北市的交通，否則下台一鞠躬，走過台北交通黑暗期；降低戶政事務所櫃檯高度，從120公分降到75公分，改變市府是衙門的印象，成為全國地方政府學習的典範；開放馬路給年輕人飆舞，從新生南路飆到總統府，並將府前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跨年晚會也是從台北政府開始的……市長的桌子，是與台北市共同寫歷史的地方。
總統的桌子與市長的桌子在仁愛路的二頭，剛好遙相對望。2000年我到總統府的桌子是全新的，但不合身，原來是為連戰量身訂做的，後來只好把四隻腳鋸下一小段。在總統的桌子，我親自草擬「一邊一國」的演講稿、決定舉辦史上第一次的全民公投、廢除違背主權在民精神的國統鋼領、簽署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申請書。我也在總統的桌子力挺基隆河整治員山子分洪的龐大經費，讓汐止、社子島永絕水患之苦；多次協助高鐵建設的財務危機，避免高鐵真的變成廢鐵；緊盯雪隧進度，打通台北後花園的經督二脈，使得台灣西部走廊直達宜蘭蘇澳。只開放30月齡以下未帶骨美牛進口，不准帶骨及瘦肉精美牛銷台，也是在總統的桌子所做的決定。紅衫軍之亂時，面對凱道的群眾，我更在總統的桌子淡定以對，最後度過憲政危機。
不管是小時候的椅頭桌子，從政以後不同時期的桌子，乃至1300天未曾碰過的桌子，均有說不完的故事。在人生最後一張桌子，我又能留下什麼？我想，我可以
好好寫一本書。(本文來自《壹週刊》585期陳前總統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