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6日 星期日

台灣大地因有佛陀而哭泣

(11-06-2011一三)
身邊有許多深藍朋友,他們多已退休,小孩也長大了,衣食無缺,日子過得很安逸。日前,與深藍友人談到了世間公義。朋友關心的是殘障與孤兒,他準備按月捐款給慈善機構,她的太太則加入了慈濟志工行列。
據我所知,很多泛藍朋友都有著類似的情感出口,但對現今的憲政結構與民主發展卻始終保持沈默。
日前參訪基督教長老教會,當黃哲彥牧師談到佛教時,肯定慈濟對災民的照顧,但也希望佛教能多關心台灣民主的發展。言下之意,也就是時下「你丟我撿」式的慈善事業只能治標,並未真正觸及到社會問題的核心。牧師語重心長的一番話,改變了我對「長老教會」的既定印象。
在台灣,一般人談到宗教,總脫離不了「佛教與世無爭」、「激進台獨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民間信仰很迷信、很低俗」等印象。這就好像想到台灣人就是赤腳卑微、吃檳榔、啃甘庶,而在媒體出現有地位、有學問、有氣質能說話(「國語」)的都是外來的族群。例如:電視公益廣告中,舉凡禁煙、關懷少年、臨終病人的大好人,不都是孫越馬英九張小燕…等人物?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國民黨的黑手也伸進了啟發人類智慧的宗教裡?
國民黨流亡台灣,除了帶來百萬外來族群與統治階層的軍政大員,也有一批親國民黨的中國和尚所組成的「中佛會」跟著遷台。日據時期的台灣,僧侶住持的佛寺不多,且與當時的政治、權力並沒有什麼關連。
50年前,李岳勳先生研究禪,被情治當局取締,理由是「禪屬日本宗教」。這些情治人員為了「去日本化」、「去臺灣化」,對於與臺灣人生命力有關的「禪」有著極大的疑懼!
伴隨著戒嚴與白色恐怖,國民黨全面壓制本土佛教,凡寺院、佛堂人員須接受「中佛會」公開的傳戒儀式才能擔任主持,當國民黨控制了傳戒權,台灣佛教自此全面「中國化」。
師大莊萬壽教授在《台灣文化困境與國民意識建構之芻議》一文中,談到了佛教在台灣發展的亂象
1967年,一位隨軍而來的江蘇和尚,買下高雄大樹的大片山坡,捷足先登建立他佛光山的王國。同時有一位本土的尼師在東部一步一腳印的耕耘,亦創立她的慈濟功德會的世界。」
1987年解嚴,恢復了寺院傳戒之權,揭開了各宗教門派,各顯神通的序幕。所謂『四大道場』即繼證嚴的慈濟、星雲的佛光山後,又出現了聖嚴的法鼓山和惟覺的中台禪寺。這兩位軍人出身的禪修者因緣際會,得以交通王侯,若陳履安等名流的學禪,再經媒體的吹噓,幾乎一夜之間名滿天下。」
「隨國民黨軍來台幾位大師,遠的不說,在近二、三十年中在高壓的戒嚴年代,基本上完全是站在統治者利益,何曾關懷過台灣人民與土地的永續發展?在國民黨本土化之後,舊勢力更需要這幾位大師來「作之君,作之師」,左右政局,引導價值。尤其他們手中擁有少則數十萬,多則百萬的信徒,所有黨派的政治人物又能奈何我?所有台灣派的政治人物幾乎全被這些教閥制肘拴住。就這樣挾信徒以號令天下,台灣人只能俯首貼耳,唯命是從。」
「當大興土木,廣闢許多分院之時,這些教閥對水土的破壞,對山林之砍伐,非尋常小廟神壇可比,惟覺萬里竊佔公有山林建靈泉寺在先,又不顧專家反對建亞洲最大禪寺在後,而佛光山買遊憩的山林地大蓋違章大廈,用公用墓地建靈骨塔圖利,大量信徒遊客垃圾對高屏溪的污染老早不是新聞。而法鼓山亦不讓中台專美,佔地60甲,以12億建大寺院。不斷的搶土地,不斷的要發展,台灣大地因有佛陀而哭泣了。」
40年前,李岳勳在其所著《禪在台灣》一書中,早已預知台灣佛教的困境
「學禪並不是要成為職業宗教家,而是在具備一個無我的人格去做無私的生活行為。但是中國禪宗的傾向,『學禪』却變成要成為職業宗教家、取得政權的庇護、受人尊敬、逃避社會義務的手段。」
李岳勳心中的「人格者」,不必披剃穿袈裟,也不必戴冠穿袍,然其思想見解早已擺脫了時代看待事物的框架;他富於批判思惟,敢向任何權威或威權挑戰;他不求名利或聞達,也不畏權勢。李岳勳心中的「禪在台灣」,遍地蟬殼,隨便撿一個,耳畔搖一搖,活在的蟬就會透經遍地的蟬殼奏鳴出來。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高俊明牧師做到了,他對台灣的奉獻遠非這些空有名位的「大師」所能及。我在他身上看見了:台灣人不會說教,因為在他們而言,作一頭水牯牛的生活全部就是「現身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