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共修宥娟從二二八事件，問我們失去什麼？學習到什麼？可以做什麼？結束前，宥娟播放二二八大屠殺影片，感覺到痛，失去了菁英，抹煞了這段歷史與台灣土地的連結。學習到生命需要有連結，對準天地，關心世間苦難。我們能做的是，一領一，找回公民權，轉大人，讓台灣成為一等的國家。
納粹屠殺猶太人戰後元兇在紐倫堡受公審，受難者獲得平反，家屬得到賠償，法國沒有忘記在此地被帶走的猶太人，波蘭沒有忘記在集中營被集體屠殺的猶太人，德國也沒有忘記在1994年五月德國聯邦會議，加重煽動罪定罪程度，在公開場合宣傳、不承認，或者淡化納粹屠殺猶太人，最高將處五年監禁。
台灣呢？二二八元兇現在推論是蔣介石，當一個受難家族看受難到中正這兩個字，情何以堪？你就擺在他家，他家就住在中正路，只有誠實面對歷史，才能不再重蹈覆轍。
為了逝者與生者我們必須見證這一切（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台灣二二八紀念碑有了，但是真相與正義在哪裡？二二八大屠殺很難留下影像，透過林木杞先生槍口下活下來，才揭開基隆大屠殺真象。看三立新聞播放的基隆大屠殺報導，淚水直流。
1921年出生的林木杞先生，當年26歲，原本是基隆分局打雜的工友，死裡逃生見證屠殺。1947年3月11日無緣無故，被三位刑警帶走，與一百多名八堵役伕一起被打個半死，被趕到元町派出所後的海灣(現在的文化中心停車場)，每九個人串成一串，共81人…雙手反綁在後面，手腳各用鐵絲串在一起。用布袋蒙住眼睛，開槍一個個打死，人如骨牌倒入海中，他是九人串當中最後一個，沒給子彈打到，跟著人串的重量拖入海中，鐵絲脫落，本以為會淹死，但因為背後剛好有漂流杉木，把他頂起來，讓他死裡逃生，他奮力游泳上岸，躲到山上一年多，才返家，不敢再提此事，生怕被抓回槍斃。林木杞先生事後接受訪問，說當時是被用布袋針將鐵絲穿過雙手與雙腳，將九個人串在一起，事後他的雙手已經扭曲變形。
最近剛好在看喬治柯爾寫的「被出賣的台灣」，看到國民政府來台胡作非為，欺壓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奸商政府，…真的是痛心，感覺福爾摩沙母親在泣血，真的如下所敘述：
台灣人對於被「光復」，本來是充滿喜悅的，並準備以殺豬宰羊的方式來歡迎祖國軍隊，但看到上岸的是一群衣衫襤褸、吵雜無序、買東西不給錢、坐車不買票、隨地吐痰小便、到處搶奪強姦的祖國兵，馬上就由滿懷喜悅變成輕蔑。來台採訪的美國記者傑克．柏丁(Jack Berdin)在《中國震撼白皮書》中指出：
「但他們的喜悅於一夜之間就消散了，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了－－被文明比自己還低的人所征服了。
… ..蔣介石的士兵們向商店拿了東西不付錢，夜間在路上搶奪市民錢財，而且殺人滅口。 … ..」
在絕望的深淵抱著怨恨的台灣人，也只能用諷刺的方式來宣洩他們的失望與社會上除流行著：
轟炸驚天動地（美軍）， 光復歡天喜地， 接收花天酒地， 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
這樣的打油詩外，對坐擁日人留下來的房子、車子、財物，連日連夜到酒家叫藝妓唱歌陪酒的接收官員，暗諷其擁有「五子登科」（五子指房子、車子、金子、女子、位子）。
上海記者王思翔當年來台觀察一年多以後，也下了這樣的結論：
「『阿山』這個名稱本來是沒有惡意的，但此時已變成了貪污、獨裁、枉法、欺詐、荒淫、無恥－－一切惡德惡行的同意語了。『阿山』是台灣經濟與政治的破壞者，他們更破壞了台灣人民所重視的法律與公共秩序， … .用搶奪與詐欺得來的財富，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
隨軍來臺的軍人作家安徽人張拓蕪剛好遇上228，他在〈我走過那一段歲月——二二八事件的回憶〉，稱七十軍（軍長陳孔達）為「賊仔兵」，他說：「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簍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
事隔65年多，政府仍不肯對228檔案放手，堅持慈湖等兩蔣殺人劊子手銅像與地名的到處存在，不分藍綠，都不肯重新制訂屬於台灣的憲法，台灣的問題出在，沒有轉大人，公民權不彰，人民不知自己不是一等國民，不知道轉型正義的重要性。沒有轉型正義，台灣人就不可能是世界第一等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