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挾野火的聲勢，出任馬政府文建會主委，並將成為首任文化部長，料將有一番作為。比起黃碧端、盛治仁、曾志朗，她不只傳播界力道強，能壓得住文化界諸大老的陣頭，也是持有馬英九令旗的閣員。
誰說將來「文化部」不會是首席部樣子？
但「夢想家」觸及馬腳，怎麼碰？
只是，在殘餘、虛構、他者的中華民國體制裡，而且黨國化這麼嚴重的分裂認同國家，她也有致命的包袱。看看她為接公職才不得不放棄香港居留權，與一般中華民國官員，以有無公職，決定去留他方公民權、居留權一樣。（香港不是一個國家，當然不是國籍問題。）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龍應台把戰後以外來、流亡政權統治台灣的歷史，稱之為「失敗者匯集在台灣…發展出一種遠離戰爭、國族的價值觀，一種溫柔的力量」的歷史。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長期戒嚴化的轉型正義呢？
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陳水扁當總統時，馬英九分化、利用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龍應台以文化局長，硬是讓績效評估良好的「台灣和平基金會」放棄「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經營，讓有戒嚴時期情治背景的梅可望，以其社團法人接掌，離離落落，後來導致公辦民營的立意破局，文化局收歸官營。
背後難道沒有馬表面說一套、暗地不懷好意的一面？龍應台對郝柏村的恭維，也讓人匪夷所思！
戰後德國，會這樣嗎？
沒有確立一個真實的國家，以國家之名的文化發展必然存在著欺罔性。以台北、以香港的「城市」保護傘不再，龍應台也許能為個人留下業績，她的台灣南方成長經驗會有地域平衡感。但為國家留下文化業績，是有障礙的。
1959年，作家安德列．馬羅（André
Malraux）任法國第五共和戴高樂政府國務部長兼管文化部之豐功偉業，難道不是基於「法國」的國家？
「中華民國」仍然只是一個想續存其不正常國家條件的政治體，這種歷史共業扭曲集體國民人格，產生「奔向祖國」症候群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台灣的國家文化發展中，最重要的「近現代國民意識形塑」所牽涉的認同課題，以及「文化生活志向養成」受限於物化、拚經濟迷障的精神論欠缺。沒有脫殘餘、虛構、他者化，沒有脫黨國化，如何奢望文化的深度、高度和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