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6日 星期五

「聲動樂團」出國行前音樂會

(08-26-2011韻雅)

晚上在板橋演藝廳舉辦出國前的公演。

今天團員穿著正式出國演出的服裝,演出國際交流的曲目,這是新團員一次嚴謹的驗收。大家提早到場地排練,燈光音響也提早完成架設,能這樣穩穩地彩排試音真好,不必像以往總是匆忙地趕場。

兩首新曲子令團員戰戰兢兢,用餐時間鼓手還在練習,其中一首是三首台灣的組曲串聯--思想起、丟丟銅仔、搖嬰仔歌,是我提出的構想並擔任主要架構編曲。選曲過程頗多挑戰,除了呈現歷史的意義,又要能貼切於我真實的感動,這是我的原則,一個歌者一定要自己先對歌曲感動,才能唱出動人的聲音。上網找歌、閱讀歌曲背景,間接就是閱讀台灣的歷史,每次都像挖寶一樣驚喜,這小小的島嶼蘊藏了如此豐富的情感故事!不論是在外來政權或是殖民階段,台灣島上的族群兼容在主動或被動中牽連成一頁頁的詩篇、一曲曲的悲歌,在那樣政治敏感的時代困境中生存,也造就了台灣人樂天(接受)的幽默個性,反映在許多歌詞中。

唱出跨越數個世代的台灣精神 —— 禮讚《聲動樂團》的演出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不到七點已經排滿了人
(08-26-2011一心)

晚上,去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欣賞《聲動樂團》的演出。這場演出,是聲動為北美巡迴暖身的行前公演,今年的出國巡演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美國唱片公司Motema將代理《聲動》音樂的國際發行,此行,有專輯發表的目的,而對聲動來說,這是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它的意義不在於市場的擴大或銷售量的提升,而在於國際上對於聲動音樂成熟度的肯定,以及聲動所呈現之台灣特質的好奇,究竟,是什麼樣的土壤、氣候、時空背景,揉合出了這樣的聲音?

看過無數次《聲動》的演出,但卻是第一次,在一場演出中,聽到那麼多首為國外聽眾選擇的曲目,彷彿是託了國外聽眾的福,今晚在台北的我們,才有機會一飽耳福,將台灣各種姿態的美,一覽無遺。

聲動樂團--mia
而串連著整場演出的核心人物,是基隆碼頭工人和養樂多媽媽的女兒,Mia,她以勞動階級所代表的質樸又堅忍的生命力,還有那在菜市場、路邊攤、街頭巷尾穿梭著、具有異常生存韌性的靈巧聰慧,以及那一股在戒嚴的制服、短髮、課本中隱隱作痛,卻從未忘記對真理、自由與愛渴求,唱出跨越數個世代的台灣精神。

Mia的身體,是百變的聲音容器,她一下幻化成輕快的宇宙飛行,一下,又變成童稚的、旋呀旋著的海風與跳浪,此刻,她是悠悠蒼老、寸段纏綿的絲路,下一刻,她是氣度恢宏、充滿勇氣與福氣的象神,在婚禮中,她引著我們走入難以界定的泛亞神秘異境,在朝代更迭所帶來的動盪不安中,她以權力追逐而步入自我毀滅的結局,震懾了全場觀眾。

過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總是Mia以自創語言所傳達的情感與想像空間之無限,今晚,更被幾首有歌詞的曲目,深深打動。

「思啊~想啊~起~祖先鹹心過台灣 不知台灣生做啥款?」在這首世界首演的台灣組曲裡,我們一起穿越時光隧道,傾聽由唐山橫渡海峽、又輾轉到達南台灣的拓荒者的心聲,在「伊嘟」、「唉喲喂」的感嘆中,聽見陳達老先生,懷想今昔、婉婉訴說著「石頭嚇大粒 樹啊嚇大枝 一腳開墾來站起 小粒的 用指頭搬摳 血流復共血滴」的艱苦辛酸。

台灣民謠思想起...
這批移民在台灣落腳、生根了,下一階段,都市興起,火車加速推轉時代的巨輪。一首由宜蘭調演變的「丟丟銅仔」,讓我們聽到火車經過山洞,水滴滴答答落下的聲音,速度感中,夾雜著一種期待更美好時代來臨的喜悅,與初次造訪台北城的人,頓時失去方向感的新奇、陌生與惶恐。

溯回二戰末時期,一群台灣青年組織「厚生演劇研究會」,排演舞台劇「閹雞」,負責音樂的呂泉生,將「丟丟銅仔」和「六月田水」等曲子搬上舞台演出,令觀眾隨著旋律手舞足蹈起來,日本警察認為這幾首台灣民謠的民族意味太濃厚,第二天就下令禁唱,當時劇團的代表王井泉對這些歌曲淪為被禁唱的命運,曾說了這樣的一句話:「不許唱就不唱,有什麼大不了!總有一天,我們必定會開懷恣意的唱!」今晚,就聽到《聲動》開懷恣意地唱了。

組曲的第三段,則是呂泉生在1945年、盟軍對台灣轟炸行動愈加猛烈的一個夜晚,思念遠在神岡老家的妻兒而譜成的「搖嬰仔歌」,黯淡的防空燈下,此曲剛出爐,即被一位日籍同事瞧見,他才在琴鍵上敲出旋律,眼淚立即奪眶而出,原來,這位日籍同事才在六個月內連續遭喪妻和失去四個月大的兒子之痛。在岳父蕭安居先生作詞之後,呂泉生想起幼時常聽家鄉婦女們邊抱著嬰孩邊唸著:「嬰仔嬰嬰睏,一暝大一寸;嬰仔嬰嬰惜,一暝大一尺」,於是他把這段詞加在最前面。
《聲動》的台灣組曲,帶我們歷經了平埔族與漢人融合、台灣在日本統治下步入近代化、以及台灣人亟欲脫離日本殖民的不同時代與心境。

國共內戰後,隨著戰敗國民黨軍隊而大舉移民來台的外省族群,帶給了台灣社會容蓄度又一次更高的挑戰,歷經了戒嚴時期思想箝制,和解嚴後百花齊放的台灣,依舊在身分認同和國族定位上,呈現時空交錯、語言文化紛呈的錯亂,這種錯亂,似乎在《聲動》九年來的創作歷程中,逐漸摸索出一種新的可能性。

此一新可能性的產生,需要幾個元素的並存:一、面對周遭環境、完全吸納的謙虛與好奇,二、沒有包袱、打破框框的創意發想,三、從「異國文化」的角度,對台灣文化素材的重新審視與欣賞。

《聲動》,具備了以上三種特質,再加上一種台灣人過去不習慣、此刻卻逐漸累積的文化自信心的撐托,漸漸開展出一種既兼容又原創的獨特聲音,這是台灣的新文化自信的聲音,就像年僅21歲的高爾夫奇葩曾雅妮在國際球賽中、或英文媒體前,展現的從容不迫、落落大方,她能夠面帶著微笑、在最困難的關頭,推出低於標準杆的好成績,正因為,她已經有能力跳出小我情緒的格局,專注當下的身姿與呼吸,完成巨大能量的推送。

在一場又一場的演出中,Mia以她對於文字的敏感度、精準度,以靈活通透又安穩包容的存在,完成了一次次幫助台灣觀眾彼此傾聽、欣賞、甚至溝通的使命。

是啊,在船夫與水岸的廣西民歌裡,我們與彼此亙古不變的心相遇,在蘇軾定風坡的詞和南管調性的曲式中,我們憶起生命的瀟灑,如一場驟雨後,也無風雨也無晴地,晏然歸去生命之來處。

我們來自何方,又將去向何處,對於台灣的未來,島上每一個人,都應該發聲、也有需要發聲。這一晚,在聲動的邀請中,在場七百多位台灣的兒女,唱出了生命的熱情與嚮往,源自,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多時、再也切割不了的愛。

2011年8月25日 星期四

見獵心喜的中共戰機

 (08-25-2011一三)
圖即是SU-27

6月29日,中國蘇愷 27戰機(附圖即是SU-27)因監控美軍U2(另有一說是RC-135或E-P3)偵察機,曾飛越海峽中線、短暫進入我國領空,但《蘋果》調查發現,國防部可能未全盤托出事實。當時中國共有4批次、8架戰機近逼中線,其中2架更先進的蘇愷30戰機(SU-30)往台灣、日本重疊的防空識別區前進,至釣魚台後,南下直闖花東外海150公里處,經台、日戰機攔截才原路折回,時間長達43分鐘。對此,「國防部」公布機密等級的台海航跡圖,駁斥當天並無共軍蘇愷30戰機東侵一事…
姑且不論何者為真,台灣海峽或台東外海上空經常會出現不明飛機,無論對方是誰,無論對方的意圖為何,我方空軍都會緊急升空攔截…
1999年,1架不明機由台灣東南方向北飛,闖入了我國的防空識別區。當時,作戰司令部馬上針對這架不明機作出反應,指派當時正在空域訓練的3架F-16執行攔截任務。後來飛行員識別出這架不明來機是美國海軍的F-18,而F-18也發現了我方3架F-16。就在戰管的管制人員還沒反應過來,兩軍就已經進入了近戰纏鬥操作,且雙方一直纏鬥到了最低的訓練安全高度5000呎,F-18才左右搖擺機翼,展現和平姿態後脫離。
當然,跟美軍可以單純地切磋戰技,但如果對方是「共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990年7月20日,為了解對岸共軍部署及動態,空軍派遣2架RF-104G,對浙江沿海機場進行空中偵照,並另派4架F-104G戰機掛載響尾蛇飛彈擔任空中掩護。正在執行任務時,共軍4架殲八戰機升空,雙方以不到3海浬的近距離遭遇,戰火一觸即發。殲8追了一陣子,無奈受限速度,距離愈來愈遠,也就放棄了。日後空軍仍會零星前往大陸東南沿海偵照,但再也沒像這次如此逼近開火邊緣。

2011年8月24日 星期三

孩子代表良心

(08-24-2011 一三)


觀賞《買票懺悔錄》作者詹碧霞談國民黨政治運作的專訪。

詹碧霞12年前出版《買票懺悔錄》,任職國民黨基層黨工24年的詹碧霞,形容自己就像一條狗,整天蹲在門口,捍衛選舉投開票櫃,並直接地做票、買票、與黑道掛鉤。她指出,國民黨要到1977年「中壢事件」發生之後,才肯規規矩矩的選舉,但買票仍屬「規矩」之列。在此之前,國民黨為求勝選,做票風氣盛行已久。

她透露,國民黨不講「買票」,只問「洗了沒」?「洗」的手法,其實很簡單,由村里長統一規劃,地方大老交代後,再由村里長透過鄰長轉下去,這樣就可以洗得「天衣無縫,滴水不漏。」

難怪2008年總統選舉剛結束,「完全執政」的國民黨,就急著在立法院提出「錢坑法案」,立法院程序委員會上,國民黨立委楊瓊纓、朱鳳芝和丁守中等人提出修正案,希望在事務補助費之外,再增加村里長的健康檢查費、保險費、春節慰問金及出國考察費等預算,而這個法案要多支出50幾億人民血汗錢。

詹碧霞在1975年12月立委選舉時實際參與了「做票」,當時國民黨為封鎖黨外人士郭雨新,將選票撥給青年黨候選人張淑真,同時,詹碧霞為國民黨提名候選人鄭水枝固票。

2011年8月21日 星期日

學學宜蘭人說法

 (08-21-2011陳其南)


馬英九總統在屏東瑪家和泰武兩地,先後以「普羅旺斯」和「桃花源」誇耀災後重建政績,引來渡假和造假的批評。這樣的比喻,透露了說話者潛意識中的「理想國」,是在外國或是中國歷史想像的桃花源,而不是現實上在台灣的家園,的確令人感到不妥與不安。
此事可見馬總統的團隊對於台灣這塊土地和原住民社會,確實相當疏離和異化。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大武山(泰武之稱的來源)青山綠水,原住民使用在地石板建材築成的屋宇,深山幽谷中的部落村社與繚繞的歌聲,令人神往的傳說與信仰,那一點比不上普羅旺斯、桃花源?然而,六十年來不就是國民黨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使得原在桃花源裡的山民社會逐漸崩解?今天在號稱建國百年的新桃花源中繼續蹉跎,原住民的族群命運究竟何時才能有效地連結過去與此時此刻?
鏡頭中瑪家與泰武頭目身上已看不到過去的自信與尊嚴,令人想起馬總統要把他們當作「人」看待的悲哀。在從前,舊泰武社大頭目家的兒子,曾經娶了鄰近的舊佳平社大頭目家的女兒,兩人分別繼承了雙方的屬民和領土,還個別兼領了其他近三十個從屬大頭目所領導的部落,儼然是雄霸一方的封建領主。但其勢力還比不上北方更大的舊瑪家社大頭目。這些頭目,在十七世紀就與荷蘭人有來往,1644年南台灣地方會議的紀錄說,佳平社頭目是除了卑南王和恆春瑯嶠「君主」之外,會議中最顯要的人。日本時代調查原住民習慣法的小島由道,對於這種跨領域的藩屬組織印象深刻,認為是一種聯邦國家體制的影子,就像當時德意志帝國的縮影。這樣的歷史與政治傳統比起南太平洋許多小國,都還要有規模和制度,也更有獨立建國的基礎。

2011年8月20日 星期六

典型在宿昔——緬懷高一生

(08-20-2011一逸)



看完「高山船長──高一生」的故事,才知道50年代原住民遭到清鄉的活生生案件,才知道原住民菁英在白色恐怖年代也難逃一命,此刻能夠與一個有情有義的原住民前輩,透過文字紀錄,有了生命的交會與學習,內心有著好深的感恩與深思….

出生於1908年特富野部落,後改名為矢多一生,是鄒族第一個從師範畢業的。就學期間,認識了俄國語言學者聶夫斯基,並協助他完成北鄒族語言與民間文學田野調查過程中,打開了影響他這一生重要的思想和視野,其中,聶夫斯基所傳承的「人類是一個整體」(亦即「全世界各民族皆為同等」)的理念,深深影響了高一生的世界觀。曾閱讀尼采、馬克斯與恩格斯等的學術著作,飽受社會主義思潮的洗禮,這些理念伴隨著對部落現代化的期許,形成他在部落推行種種政策的方向。而由田制佐重的著作中,更觸發了他對「理想農村建設」的憧憬,期許可以將阿里山原來的土地,回復到神造的肥沃土地。

「畢業後擔任巡佐和教員的工作,鼓勵族人要接受教育,帶領族人從事農業生產,改變傳統方式,教導著全村的老人、青年和小孩。」1945年改漢名為高一生,1946年被國民政府派任為第一任吳鳳鄉鄉長,國民政府戰後施行「山地同化政策」便明確顯示要將山地「平民化」的目標,此舉顯然與他想保留原住民部落主體性的理念背道而馳。

1947年二二八事件,高一生與族人因應當地仕紳的需求,決議讓部分鄒族人士組成隊伍,下山維護地方治安,也曾經對漢人做出人道救援工作。這些事,讓他已經成為國民政府要整肅的對象。加上與幾位理念契合的泰雅族林瑞昌..等共同思考原住民自治的可能,廣邀各族頭目討論建立「高砂族自治縣」的改革措施,只是邀請函被警總劫走了。

高一生鼓勵族人前往新美、茶山開墾,1950年想在新美地區成立集體農場,向土地銀行貸款50萬元,由林瑞昌擔保,作為改善農業技術之用。這期間,常常作曲歌頌台灣美麗的山水,用歌曲鼓勵著族人努力勤奮工作,在音樂中滿懷對土地及族群的熱愛,孩子高英傑回憶著:「小時候,父親總是用音樂和說故事叫我們起床,他很喜歡音樂演奏音樂,常常和母親一起合唱….」

冤判的官僚化背景

 (08-20-2011一智)

  民間司改會尤伯祥律師
讀了陳韋臻訪問尤伯祥律師的文章《813前夕,我的國家又殺了人!》,對司法問題有了深一層的瞭解~
台灣三大冤案(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邱和順案)的律師團成員尤伯祥律師,討論到「廢死」的理由,第一個就是臺灣的司法體制,常常違悖「無罪推定原則」,「這三個案子有一個共通特性:都是刑求下的自白定罪,沒有其他證據。」第二個考量是:「文明社會都接受一個定律:除了正當防衛,任何人都沒有殺人的權力。…如果我們自己沒有殺人的權力,我們便無權讓渡殺人權力給國家。」
關於法官對工作的認知,與大眾期待之落差,尤伯祥說,主因是司法體制中的考核與升遷。考核方面,評量法官的指標,係依照「結案率」與「維持率」:前者是司法院有規定期限內結案,法官需趕在規定期限前寫出判決書;後者是在乎判決書會否被上級法官支持而未遭駁回,就此形成「唯上級審見解是從」的實務風貌。社會大眾期待法官展現正義,但法官卻只在乎「時間到了要把判決書寫出來」,和「揣摩上意俾不違背上級法官」,當事人能否理解裁判書的內容(這關係到裁判書究竟是為誰而書寫),乃至法院是否已守護了憲法、人權與正義(這是憲法課予司法的任務),都無法由這兩項指標獲得評量。

2011年8月19日 星期五

升遷圖是司法獨立的天敵

(08-19-2011一三)

這兩天,拜讀了成大副教授王金壽發表的《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等相關文章,王教授的文章淺白易懂,對一位不是相關科系的外行人而言,也能對當前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所遭遇的困境略知一二。

然而,在準備為當今司法改革投注一份心力之前,必須先瞭解台灣司法的環境與歷史,瞭解當初為何有許多司法官急於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茲分享整理心得如後:

現今司法迫害多承襲過去戒嚴時代,國民黨對司法院和法務部等司法體系的控制。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它只對皇帝式的老闆負責,司法毫無獨立性可言。

司法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中有幾項重要功能: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功能,透過戒嚴令來合法它的戒嚴體制;第二,利用司法來打壓反對人士。例如:當年美麗島大審的軍事檢察官林輝煌,他在法庭上將高雄事件定調為「以暴引鎮,鎮而益暴」,又編造被告們訂有「長短程奪權計劃」。一則單純的言論自由與公共秩序爭議,卻用「非法顛覆政府且著手實行」的重罪加以起訴,扼殺民主運動火苗。

除此之外,為了讓地方派系接受命令,國民黨必須有一套暴力或處罰機制,當地方派系或政治人物要反叛時,給與必要打擊和處罰,而司法是國民黨可以動員、做為暴力機制的一個重要工具。反之,司法對國民黨的另一個用處,就是保護這些地方派系,讓他們免受司法單位的調查起訴,當發生貪污、超貸或買票等不法情事時,藉由司法保護傘收買地方派系,從此,「黑金政治」也就和國民黨劃上了等號。

2011年8月18日 星期四

一黨兩院的國會沈痾

(08-18-2011一書)
美國時事專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個月20日評選出全球擁有最惡劣國會的國家,有六國上榜,包括美國、日本、台灣、伊拉克、阿富汗和比利時。
去年6月13日比利時國會大選結束後,沒有任何一黨過半數,8度舉行協商,也遲遲無法成立新政府,「無政府狀態」已持續超過14個月。比利時的問題是因為弗拉芒語區(Flemish)和法語區(Walon)選出的議員各自為本身的利益爭執,不願退讓妥協,各黨在國會的對峙,讓比利時的無政府狀態經常成為外國媒體和本國民眾調侃對象。
理論上日本國會是該國最高立法機關,但實際上聽命於政壇菁英的官僚,所有法案都由這些高官擬定,再交由國會議員以形式表決通過立法。當今年311海嘯造成福島核災時,日本國會拿主管核電廠顢頇的東電官僚沒轍,連輻射外洩的實際程度都無從掌握。

前輩們承擔了多少苦難

(08-18-2011一逸)

從國中時期就接觸了柯旗化先生的「新英文法」,卻從不知他的生命故事。

今天讀完《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再次聽到了柯老師真情的呼喚,內心有著好深的觸動…

「父親取名旗化是綜合了旗山和善化兩個地名,希望我勿忘故鄉,象徵著對鄉土的愛,只是國民黨統治下,特務竟然曲解為『改換國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說:「日本是我們的文化故鄉,在台灣長大的日本同學,懷念第二故鄉台灣;同樣地,受過日本教育能講流利日語的台灣同學,也懷念日本這個文化故鄉!」1986年之後,雙方來去日本和台灣之間繼續心靈的交流。

「1945年中國飛機B24瘋狂地掃射高雄市….我俯瞰煙雨中的高雄市,只見廢墟一片,毫無人蹤,不禁悲從中來,湧出眼淚…」「戰後,日籍老師開始講究民主作風,尊重學生的人格,取消每天早晨向奉安殿行禮儀式,聽到『天皇陛下』也不必立正了。言論完全自由,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初次嚐到沒有拘束的自由生活,覺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