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生納入健保議題，在綠營一陣猛批後，已由蘇主席定調收回。隨後除教育部表示要把陸生納保制度化外，「民主平台」也發表聲明，表示支持陸生應納入健保體系。筆者認為，陸生納保問題反映綠營把中國因素等同於中國威脅的傾向。這種等同限縮綠營客觀認識掌握中國因素的架構，也局限綠營合理設定規劃其中國政策可能空間與潛力。
中國因素是全球化與中國崛起共同形成的世界政治經濟結構因素，因此在面對中國因素及規劃中國政策時，有幾點應加以釐清。
首先，中國因素並非「對岸」中國的因素，而是早已與大家共處，就在我們「身邊」的因素。到處可見的Made in China與陸客，只是最直接的經驗現象。60％的出口依賴，使許多新台幣實質上是透過人民幣而誕生。
其次，中國因素往往並非兩岸因素，例如大量中國學生留美，越來越多中國學者在美大學任教，這些都不是兩岸因素，但依舊影響台灣。又如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影響了世界糧食、石油及許多大宗物資的訂價，這些價格當然也影響台灣物價。
第三，中國因素往往意味巨大利益與機會，這對全球都是一個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過去20年，中國是世界工廠，現在則逐步轉型為世界市場。
筆者並不認為綠營的政治菁英不了解前述觀點，但綠營卻似乎缺少了一種可以將這些觀點轉化為政治能量的溝通結構，以至於一遇到了中國因素的議題，就立刻將其轉化為某種中國威脅的敘事，並蔓延出各種「防衛」優先的思維。
綠營應考慮以下幾個思維與操作上的調整：第一，中國政策不能僅是因應中國的政策，而該調整為因應中國因素的政策。
舊有論述阻礙思考
第二，中國政策不能完全「只」放在「兩岸政策」的架構下思考。兩岸政策大體上是以「主權單位」（中國、台灣、美國、日本……）來思考的博弈推估。這部分不能少，事實上也不可能少。
但是否要用獎學金爭取優秀中國學生；是否高薪聘請中國運動教練等問題，就不宜立刻「牽拖」到兩岸政策當中，並因此讓中國威脅成為一個王牌考量。綠營這一波反陸生納保的論述，仍舊大量運用中國威脅論，這種憂慮可理解，但卻也隱蔽障礙了對其他層面的思考。
第三，中國威脅的防禦性思維，至少有部分應被「中國風險」的分析所取代。這不但是要更積極面對利益與危險共生的現實結構，更警醒要隨時注意對台灣有「衝擊」，而不一定是威脅的中國因素。
由於台灣的主權博弈可能長期處於無結果狀態，綠營須在接受這個不利賽局的條件下，學習如何了解、因應其他多種中國因素。既不能持續以中國威脅論來逃避，也不能天真以為用「政經分離」就可處理。
既然台灣已參與到中國巨大的利益結構當中，作為要承擔政治責任的政黨，民進黨須嘗試賦予其意義，指出其風險，並積極帶入一些「公共價值」觀點。
公民社會長期以人權、透明、民主監督等觀點面對中國因素，相較之下，民進黨卻顯得猶豫而無定見。
政治往往是一種幽微的「等號」操作過程。繼續把中國因素等於中國威脅，民進黨就有可能「被」等於鎖國。民進黨若不能提升處理中國因素的能力，並以人權等公共價值來塑造因應這種風險的體制，國民黨的「利潤」格局將會持續主導，台灣的民主也可能被逐步「買斷」。
作者為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