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的否定「特殊國與國的關係」…
台灣人喜歡與南韓作比較，基本上不是壞事。兩國從上一世紀中葉戰後致力經濟建設及民主發展，卓然有成，在國際間同受稱讚。在以日本為首的所謂「雁行理論」中，兩國經濟發展採行大致相同途徑，拾級而上，並在紡織、機械、鋼鐵等若干產業有所競爭，也曾彼此觀摩發展策略。政治上，掙脫威權統治之路，兩國在總統直選、國會改革、言論自由、公民自主、責任政治的進展也常被拿來比較，台灣社會不時出現「南韓能、我們不能」的感嘆。
「南韓能、我們不能」的，其實不止「20-50」與FTA。舉例來說，南韓至少與188個國家有邦交，是聯合國會員，前外長潘基文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它是國際經合組織（OECD）、二十國集團（G20）、東亞高峰會、東協加三等國際組織成員。
同樣讓我國望塵莫及的，它參加這些組織，絕對不必使用諸如「中華台北」、「台澎金馬關稅領域」、「中國台北」、「中國台灣省」等不倫不類的名稱，堂堂正正以「大韓民國」國名或簡稱「南韓」參與，活躍於國際社會。套用近來最夯的「先求有再求好」話說，台灣的國際舞台，不但「求有」的部分不如南韓，「求好」的部分也每況愈下。更糟的，這種顯然被打入「一個中國」的「有」，讓台灣在國際間淪為中國的一部分而難以擺脫，是受盡屈辱的「有」。
中國當然是打壓台灣的罪魁。我國自1970年代被聯合國排斥之後，在國際社會逐漸淪為「次國家」地位，也就是有國家之實，卻無國家之名。受到中國阻撓，我國常被拒斥於國際機構之外，即使多方努力而加入，也難以正式國名參與。近年隨著中國崛起，在國際社會影響力大增，我國在國際社會被封殺、矮化而邊緣化的情況日益嚴重。相形之下，南韓在國際社會鮮少受到壓抑，北韓的「流氓國家」形象反有助南韓爭取與國，且隨其經濟實力壯大而擴展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科技代工 優勢全失
不過，造成今天在國際地位的「南韓能、我們不能」，「我們」自己要負最大責任。具體地說，台灣面對國際地位逆境，尤其面對中國崛起，從產業發展策略到內部政治，都未能堅定地維護自己的地位與品牌，以致處境江河日下。
在經濟發展及產業策略方面，近二十年面對全球化及中國崛起的因應有別，導致雙方今日不同景況。上世紀末在南韓致力亞洲金融風暴重建之際，台灣產業卻已掀起「大膽西進」狂潮，從中小企業到科技產業，試圖在中國複製台灣經驗，以降低成本及增大規模為目標，並擴大為國際大廠代工路線，輕忽提升創新及附加價值。「大膽西進」狂潮，不顧「南向政策」、「戒急用忍」的苦口婆心，導致整體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就業與薪資被拉低，企業流失競爭優勢，科技代工既無自身品牌，隨時有被「轉單」風險，且淪為所謂「茅山道士」（毛利三到四％）的地步。
同期間，浴火重建的南韓，走品牌、創新與提升價值之路，即使在文創影視產業也有成就，中國生產及市場只是它全球佈局的一環，而終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更重要的，在全球佈局之路，它以日增的國際地位，明確的經貿策略，於簽定FTA頗見績效，它是唯一與歐盟、美國都完成FTA的國家。它舉辦奧運、世足賽、G20、亞太經合會（APEC）高峰會等國際盛會，也非台灣所能望其
項背。
政治方面，中華民國或台灣是應維護的國家品牌，面對中國威脅所帶來的困境，朝野理應合作反擊，把矛頭對準打壓台灣的根源，並爭取國際支持；現實上，卻因國共聯手而敵我關係錯亂，正中中國下懷，把台灣打成「沒有品牌的國家」，「香港化」指日可見。尤其馬英九，是唯一把國家打入「兩區」之一而自我否定的總統，其前任不論提出「一邊一國」、「特殊國與國的關係」、「革新保台」或「漢賊不兩立」，都堅持維護國家名號。
馬的否定國家品牌…
台灣社會也有怪象。堅持「有品牌的國家」，天經地義，台灣社會卻有不少人拒絕獨立自主的國家地位，對國家品牌遭到打壓，習以為常，以致連陳雲林這種中國C咖前來，國旗國號官銜一概見收。社會上對國家品牌自我否定者眾，馬英九作踐國家主權地位乃肆無忌憚，台灣在國際間淪為「中國一省」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如今，外交休兵當道，為台灣正名、加入聯合國等努力少人聞問；相較於南韓上升耀眼的國際地位，「南韓能、我們不能」事例今後只會更多。
版主：20-50俱樂部」的國家，目前有日本（1987年）、美國（1988年）、法國和義大利（1990年）、德國（1991年）、英國（1996年）等6個已開發國家。以購買力評估為準，南韓國民收入早在2010年就達到2萬9997美元，高於同期的義大利（2萬9480美元），接近日本（3萬3885美元）和法國（3萬3910美元）。
